毛泽东父亲50大寿，他与弟弟陪父亲照相，这是他们此生唯一合影
“韶山冲，长又长，砍柴做工度时光。鸡鸣未晓车声叫，隔夜难存半合粮。有女莫嫁韶山冲，红薯柴棍度一生。”——解放前韶山民谣
距长沙约 90 公里的韶山冲，是一个偏僻的小山村。1893年， 毛泽东就出生在这个小山村。
一、
毛泽东是家里的第三个孩子，出生时母亲文七妹已经 26 岁，父亲毛顺生则是23岁。
在他出生前，文七妹生过两个孩子，但都夭折了。为了这第三个孩子能平安地长大，文七妹专门回到湘乡的娘家，给孩子认了娘家观音庙里的一块巨石当干娘，又给孩子取了个小名“石三伢子”。
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 , 生于 1870年 , 是旧中国一个普通的农民。他的身上集中了中国劳动人民的勤俭和吃苦耐劳的精神, 这些精神对毛泽东的成长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
1936年秋，毛泽东曾在接受在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说：“我父亲原是一个贫农，当过好多年的兵。后来靠做小生意和别的营生，克勤克俭，攒积下一点钱，买了一点地，每年可以收六十担谷。
后来他积蓄了一点资本，又买了七亩地，这样我家就有"富'农的地位了。他雇了一个长工，还叫孩子们和妻子都到地里干活。我6岁就开始干农活了。”
毛顺生年轻时，毛家仅有六七亩薄田。尽管毛顺生起早贪黑地劳作，但一家人的生活还是很穷。为了改变命运，他加入了湘军。
当了几年兵后，毛顺生虽然没有混到一官半职，但毕竟开阔了眼界，长了不少见识。退伍后，他拿着这几年省吃俭用攒下的饷银，开始经营起自己的小日子。
他用攒下的钱买了田地，又把这些田地里收获的稻谷碾成米送到集市去卖，赚的钱继续买地。
毛泽东一直记得，父亲常挂在嘴边说的一句话：“土地才是农民安身立命的根本。”这句话，让毛泽东记了一辈子，即便是后来他成了国家主席后，他仍然把父亲那句“手中有粮，心里不慌；踏实地，喜气洋洋”牢牢地记在心底。
在毛顺生朴素的思想里，庄稼人“吃不穷，用不穷，不会算计一生穷。谁会盘算，谁就能过好日子。你不会盘算，就是给你金山银山，照样过穷日子。”
出于这个想法，毛顺生希望儿子能读点书，虽然他从没想过儿子靠读书去当上官。
在把毛泽东送进私塾时，他就对毛泽东的启蒙先生邹春培说：“种田人不稀罕什么功名利禄，只要算得几笔数，写得几句话就要得了！”
毛顺生没有想过儿子靠读书去光宗耀祖，所以对毛泽东的四书五经的成绩很少过问，但却一直希望儿子“算得几笔数”，对毛泽东的珠算十分关心。
为了让毛泽东熟练掌握打算盘的技巧，毛顺生在儿子放学后，利用晚上的时间教儿子打算盘。
所以在那几年，每天晚上，上屋场的毛家横屋里，都会传出"噼里啪啦"的算盘声。
毛顺生有个绝技，可以双手打算盘，他也希望儿子能学会这项技能。在毛泽东学会单手打算盘后不久，他便对儿子说：“三伢子，用两只手打算盘是做得到的事。只要心静、脑灵、眼尖、手快，也是可以学会的。来试试看！”
毛泽东按照父亲的指点，试着用两只手打算盘，但两只手怎么也配合不好，特别是左手，始终跟不上，只好对父亲说：“爹，用两只手打，我不习惯咧！”
毛顺生一点也不想听儿子解释，一脸严肃地说：“不习惯也要打习惯，万贯家财不如薄技在身！三伢子，你要好好地学点当家理财的本事啊！不然等我眼睛一闭，哪个来管这份家当呀！”
二、
从9岁到13岁的这几年，毛泽东一直在私塾里读了4年的书。
看到毛泽东已经可以胜任“记账”的任务，毛顺生不太想继续再花这个“冤枉钱”了，于是想让毛泽东停学，“白天做大人的工作，晚上记账”。
对于这件事，毛泽东记得特别深刻。他曾告诉斯诺：“父亲是一个严格的监工，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账要记，就叫我去做农活。”
毛菊生是毛顺生的堂弟，家里比较穷，毛泽东的母亲都很同情他，常常接济这位穷亲戚。毛菊生家有几亩水田挨着毛顺生家的水田，毛顺生一直想买下这些田地，让自己的田连成一片，但毛菊生一直不肯同意。
那一年，毛菊生生了一场重病，急需用钱，毛顺生便乘机用很便宜的价钱，买下了毛菊生的这几亩田地。
毛泽东知道后极力反对，毛顺生却理直气壮地说：“三伢子你给我闭嘴！我用钱买田，他卖我买，天经地义！”
为了这件事，父子俩起了争执。毛泽东一怒之下，骂了父亲几句，然后离开了家。
毛顺生则追着儿子，命令儿子要我磕头认错。毛泽东跑到一个池塘边，对父亲说：如果你再走近一步，我就跳下去。如果父亲答应不打自己，自己可以跪一条腿向父亲磕头......
对于父亲的这种趁火打劫，少年毛泽东无力反对，但却在心里记下了这件事。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专门派人将毛菊生的儿子毛泽连接到北京，向毛泽连表达了歉意：“旧社会那所有制，使兄弟间也不顾情义。
当年我父亲买你家那几亩田，只顾自己发财了，全无手足之情。我后来认识到只有彻底改造这个社会，才能根绝这类事，于是下决心要寻找一条解放穷苦农民的道路。”
毛顺生送毛泽东去读书，只想让他认识几个字，会算一些简单的账目，没想到儿子读书读入了迷，不论是在田头地头，还是在家里的都手不释卷，心中窝了一肚子的火，认为儿子怎么可以因为看书误了农活？对此，父子之间经常发生争吵。
毛泽东的朋友肖之升曾目睹过这对父子之间的一次争吵，他回忆说：有一天早上，毛顺生让毛泽东去担猪粪，自己则去了上山砍柴。
没想到中午回家看到毛泽东还坐在家里看书，不禁大发雷霆，骂毛泽东鬼迷心窍，中了书的魔，把自己的话只当成了耳旁风。
但毛泽东却一点也不退让，他告诉父亲：“我会干活的，但我也要看书。只要我做完了田里的活，你就别管我看书！”
毛顺生更加生气了：“三伢子，你才挑了几担就躲到这儿来看书？”
毛泽东平静地说：“我已经挑了十五担肥了。你要是不信，自己到田里数一数去！”
毛顺生不信，跑到地里数了数，发现地里真的堆着十五担猪粪，便不再吭声了。从这天开始，父子之间似乎达成了一种默契：只要毛泽东能完成规定的农活，毛顺生便不再干涉他看书了。
毛顺生对毛泽东并没有过高的期待，只希望他能接过自己手中的家业，让一家人好好地活下去。但他根本不知道，儿子的心根本不在韶山，他要走出这里，去到外面更宽广精彩的世界。
三、
作为一位“严父”，毛顺生对儿子虽然严格，但并不代表他不爱儿子。实际上在生活中，毛顺生一样表现出了舔犊之情。
毛泽东8岁那年的一天，毛顺生赶着两头猪从外地回来，还没到家，便高声呼喊着“三伢子，四伢子”的名字。
毛泽东和毛泽民兄弟听到父亲的呼唤，连蹦带跳地从屋里冲了出来，向毛顺生跑来。毛顺生提醒道：“三伢子、四伢子，慢点跑，莫绊倒了呀！”
两个孩子跑到父亲跟前，毛顺生抚摸着儿子的脑袋，打开了身上系着的蓝布包袱：“三伢子，四伢子，你猜，爹给你们买了什么？”
毛泽东迫不及待地打开那个蓝布包袱，看到了包在里面的一些笔墨纸张和一本《三字经》，连忙捧在手上，高兴得摇晃着脑袋大喊：“噢……我要读书了！我要读书了！”
毛顺生一边眯着眼，一边笑着对儿子说：“三伢子莫抢，莫抢！小心把书弄破了，好几个铜板买的呢！”
站在一旁的毛泽民见了，也噘着小嘴说：“我也要读书，我也要读书！”毛顺生笑着说：“四伢子你还小，过两年爹再给你买！你看，爹给你带糖了！”
1910 年初，毛泽东与父亲爆发了一场严重的冲突，并在冲突后，胜利地为自己争取到了去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的机会。这场胜利，也代表着毛泽东从此挣脱了父亲为代表的封建家族对自己的束缚。
事情的起源来自韶山毛氏正在修的族谱。为了保证修谱的顺利进行，当时毛氏家族的族长毛鸿宾要求每户都出一担谷子。虽然有些族人家里很穷，但为了修族谱，还是省吃俭用凑齐了谷子，交到了毛鸿宾的手上。
族谱修完后，大家凑上来的谷子没有用完，还剩下了不少。按说起来，毛鸿宾就应该把这些谷子退给大家，但毛鸿宾却不肯退，想和几个修谱的族人一起把这些谷子私分掉。
一位名叫毛承文的毛氏族人，见毛鸿宾不肯退还这些谷子，加上自己家里都快断粮了，于是带着几个人砸开了祠堂里的谷仓，将谷子扛回了家。
一向在宗族里作威作福的毛鸿宾见毛承文坏了自己的好事，让自己颜面无存，于是带人把毛承文抓了起来，说是要按照族规，把毛承文"沉潭"。
就在讨论“沉潭”的时间时，得知此事的毛泽东只身冲进了祠堂，据理力争，得到了大多数族人的支持，迫使毛鸿宾不得不将毛承文放了。
这件事之后，毛鸿宾恨上了毛泽东，扬言一定要让这个少年吃不了兜着走。
为了儿子的安全，毛顺生联系上了湘潭的一家米店，准备让毛泽东去这家店里当学徒。毛泽东却不肯，说自己想去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
因为读书要花钱，毛顺生一开始坚决反对。毛泽东于是搬来了舅舅文玉瑞，老师毛麓钟等人做自己的说客，又说服了母亲文七妹，以“去湘乡读书可以增加赚钱的本领”的许诺后，才让毛顺生极不情愿地点了头。
四、
1910年春，毛泽东告别父母到湘乡东山学校求学。
临行前，文七妹红着眼睛一遍又一遍的嘱咐：“三伢子，装好的辣子带了没有?在外面要莫吃冷的，莫喝凉的，要注意加衣服，莫冻着了哟！”毛顺生也摸着儿子的肩膀说："石三，在外面要呷饱饭！钱用完了给我来信，我会送来的！”
毛泽东向父亲和母亲深深地鞠了一个躬：“爹、娘，莫送了，我走了！”然后转过身子，大步向前走去。
这时，帮毛泽东挑行李去码头的毛泽民，突然拉住毛泽东的衣服悄悄地说：“哥，你看，爹哭了!”
毛泽东慢慢转过头去，果然看见毛顺生的脸上挂着一串泪水。毛泽东再也按捺不住，连忙跑了回去，“扑通”一声跪在父亲面前磕了三个头：“爹，你放心吧，我会争气的……”
磕完头，毛泽东扭转身躯，大踏步向湘乡走去。一边走，他一边高声吟诵自己写的那首"立志"诗：“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在毛泽东求学期间，母亲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这也让毛泽东十分牵挂。只要有空，他都会尽量抽时间回家看看母亲，就算是实在抽不开身，也会通过写信的方式，给父母捎去平安。
1916年6月24日，毛泽东在给好友肖之升的信中写道：“病母在庐，倚望为劳，游子何心能不伤感……平居一日憎长，今如瞬息，寂历之景，对之惨然”。
从这封信上可以看出，毛泽东虽然人在外地，可心却早已飞到母亲身边。果然就在写这封信后不久，毛泽东便抽时间回了趟韶山，在家里陪父母渡过了半个多月的时光。
1918年，文七妹的病情加重，被毛泽东的两位舅舅文玉瑞、文玉钦接回娘家照顾。
毛泽东当时正在准备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之事，根本抽不开身回家探望母亲，得知母亲被舅舅接回外婆家的消息后，毛泽东给两位舅舅写去了一封信：“家母在府上久住，并承照料疾病，感激不尽。”
同时随信抄录了一副药方，让舅舅给母亲“如法诊治，谅可收功。如尚不愈之时，秋收之后，拟由润连护送来省。”
1919年10月5日，文七妹在韶山病逝，享年53岁。母亲去世时，毛泽东并不在母亲的身边，等他赶到家时，母亲已经入棺。
毛泽东晚年曾对照顾自己的护士长吴旭君聊起过当时的情况：“我母亲死前我对她说，我不忍心看她痛苦的样子，我想让她给我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我要离开她一下。母亲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她同意了，所以直到现在，我脑子里的母亲形象都是健康、美好的，像她活着时一样。”
在母亲的灵前，毛泽东对着幽幽的油灯，饱含深情地写下了那篇著名的《祭母文》，还为母亲撰写了两副挽联：“疾革尚呼儿，无限关怀，万端遗恨皆须补；长生新学佛，不能住世，一掬慈容何处寻？”歌颂了母亲一生勤俭持家、爱抚子女、和睦邻里的优良品德。
五、
在办完母亲的丧事后，毛泽东为了弥补自己 “欲报之德，昊天罔极”之痛，将父亲接到了长沙，想尽一尽孝心。
尽管这对父子过去发生过一些不愉快，但这些不愉快在亲情面前，就像被风吹过的云一样，很快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毛顺生欣慰地看到儿子这样一个山里伢子，如今能在省城有了一份立足之地，感到十分的满足，对当年毛泽东一心想外出读书的想法，也多了一份理解。
虽然嘴上没有承认，但在心里，这位父亲也认识到自己的想法也不一定就是对的。
毛顺生来的时候，还没忘把韶山毛氏家族中最见过世面的堂兄——前清的国子监监生毛福生一起带上。
和天底下所有父亲一样，毛顺生的心底也有一种“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的想法，恨不得全世界都知道毛家出了一个有出息的儿子。
1919年农历九月廿一，是毛顺生的 50虚岁生日。这一天，毛泽东特意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酒席 , 并请来几位挚友，为父亲祝寿 。
喝完寿酒后，毛泽东同弟弟毛泽覃陪着父亲和伯父来到长沙的一家照相馆，照下了这对父子一生中唯一一张合影 。
照片上的毛顺生正襟危坐，腰杆挺得笔直，脸上充满了得意之色，一点也没有第一次照相的那种拘谨。而站在最右边的毛泽东则一身长袍，左手手臂上仍然戴着一个黑纱。这个黑纱似乎在告诉我们，毛泽东依然在深深怀念自己刚刚逝世的母亲。
照完这张照片不到四个月，毛顺生便因为急性伤寒医治无效病逝。
这位一辈子精打细算的农民，死前最大的遗憾就是他寄予厚望的大儿子为了革命四处奔波，没有在自己的床前，为自己送终，只有二儿子泽民守在身旁。
父亲逝世时 , 毛泽东正带领湖南驱张 代表团在北京从事革命活动，所以无法回家奔丧。
毛泽民知道哥哥对父亲的深情，请毛泽东的老师毛麓钟代毛泽东写了一幅挽联：“决不料一百有一旬 , 哭慈母又哭严君 , 血泪虽枯恩莫报；最难堪七朝连七夕， 念长男更念季子，儿曹未集去何匆” ，挂在了父亲的灵前。
1921年初，毛泽东回到韶山。当晚，他与泽民、泽覃、泽建几兄妹围火而坐，痛心地说道：“父亲死的时候我不在家，你们操心费力了，我没有尽到孝敬之心啊！”
自从投身革命后，毛泽东很少有机会回韶山。他最后一次给父母扫墓，是在1959年的6月25日。
这天一大早，他便来到父母的合葬墓前，折下一束松枝放在坟上，口中喃喃地说：“父亲，母亲，我看望你们来了！”
扫墓结束后，毛泽东对同行的罗瑞卿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不信什么鬼神，但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党、同志、朋友也。还得承认，我下次再回来，还要去看看他们两位！”
在这次回乡中，毛泽东饱含深情地写了一首《七律·到韶山》：“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红旗飘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人物峥嵘变昔年。”
“诗以言志”，毛泽东在写这首词时，特意把第一句“哭逝川” 中的 “哭” 改为“咒”，将自己离开故乡后对故乡和父母的感情都融入了这个“咒”字当中。他是在诅咒岁月的流逝是那么的迅速，没有给自己太多陪伴父母的机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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