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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3-19
报道⊙黄少伟
ngdennis@sph.com.sg
封面设计⊙黎巧缘
（iStock图片）
本地人口迅速老龄化，大部
分年长者倾向在自己熟悉的环境
原地养老，辅助生活设施应运而生，提供疗养院以外的选择。尽管需求日益增加，与辅助生活相关的设施和服务却严重不足。在政府条例和津贴都未到位的情况下，业者如何排除万难，推动刚起步的辅助生活产业？
新加坡人口正迅速步入，甚至或已进入超老龄社会（super-aged society）。
根据联合国定义，65岁以上人口若占国家总人口14％以上就是老龄社会，超过20％则是超老龄社会。根据新加坡统计局和国家人口及人才署的数据，2022年，我国每五人中有一人（20％）年龄是在65岁或以上，总数约67万8100人；到了2030年，每四人中会有一人（25％）年龄超过65岁，总数约90万人。新加坡2021年的预期寿命调查报告显示，我国人口平均寿命是83.5岁，男性为81.1岁，女性为85.9岁。
辅助生活包括设施和服务
新加坡国立大学属下苏瑞福公共卫生学院助理研究员谢慧婵受访时说：“国人寿命更长，但不表示身体更健康。到了2030年，无法做至少一项日常生活活动（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简称ADL；包括洗澡、穿衣、进食、如厕、下床、走动六种活动）的老人估计有10万400人，到那时本地估计会有超过15万人患上失智症。这代表老人辅助和护理需求会快速增加，新加坡必须迫切解决这个问题。”
谢慧婵和同事针对本地老人辅助生活（assisted living）做深入调查，于去年6月发表了名为《发展辅助生活蓝图：新加坡原地养老的未来》报告。该报告指出，本地有一大群处于持续护理（care continuum）中间层的老人——他们无法独立生活，但身体病况没差到得入住疗养院。这个群体目前没有很多长期护理的选择，而辅助生活产品能填补这块空缺。
辅助生活的目的是要帮助年长者尽量原地养老，包含设施和服务两方面。设施是指给老人居住的地方，并有专人照料老人的起居饮食和看病等需求；服务分为居家和社区两类，例如有人上门为年长者提供护理，帮忙做家务，或年长者到住家附近的乐龄护理中心做复健和社交等。
本地辅助生活产业刚起步
谢慧婵指出，本地年长者的护理目前大多依赖家人或帮佣，随着家庭规模越来越小，年轻成员长时间在外工作，帮佣没接受适当培训等，这样的护理安排很难持久。此外，老年人口迅速增加，疗养院床位根本无法追上，以应付庞大需求。
谢慧婵说，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年长者通常是在生命最后阶段才入住疗养院，平均住院时间约两年。新加坡老人住疗养院的时间更长，不少人住六年以上。
她说：“很多老人入住疗养院，是因为缺乏居家和社区养老支援，无法让他们原地养老。疗养院比原地养老更耗费金钱和资源，生活上也有许多限制，而辅助老人原地养老对他们的身心健康和生活素质更有益。”
在日本、澳洲、台湾等，辅助生活设施和服务相当完善，当地年长者有许多养老选择。反观新加坡在这方面才刚起步，而且面对许多挑战。谢慧婵说：“国人非常依赖外籍帮佣来照顾老人，请帮佣比请正规看护更便宜，所以本地的辅助生活产业不像其他国家那么发达。”
要发展辅助生活服务和设施单靠政府是不够的，也需要私人业者参与，但他们面对不少障碍。谢慧婵说：“私企希望看到市场有一定的稳定性，可以持续经营，政府必须为此创造条件。”她举例，疗养院使用的是医疗用途土地，而辅助生活设施目前使用的是住宅用途土地，导致成本很高。
条例不明确津贴不足够
新加坡目前没有为辅助生活设施制定专门条例，有很多不明确之处。谢慧婵说：“我们有疗养院条例，有住宅条例，却没有辅助生活设施条例。有兴趣的业者必须跟不同政府部门查询，繁文缛节很多。”她说政府也应制定监管条例来评估辅助生活设施的护理素质，处理年长者的申诉。
此外，政府提供的大部分长期护理津贴是给无法完成至少三项ADL的年长者。那些面对一或两项ADL困难，或无法完成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动（Instrumental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简称IADL）的老人目前无法获得太多津贴或援助。所谓IADL指的是购物、做家务、理财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等活动。谢慧婵说：“没有政府津贴或无法用公积金支付辅助生活产品，会影响老年人对辅助生活产品的需求。”
外国有多种辅助生活服务和设施，例如退休村、附支援服务的老人公寓、老人复健设施、平价护理住宅等。辅助生活产品如此多元化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当地推行的长期护理保险。例如日本的长期护理保险涵盖范围很广，可以承担居家或日间护理九成的费用。
终身护保有待改进
新加坡也有类似的全国保险计划终身护保（CareShield Life），强制年满30岁的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加入。在这项计划下，若无法完成三项或以上ADL，受保人终身可每月获得至少600元赔付额，但这赔付额显然不足够。政府透过ADL和支付能力调查（means testing）来制定津贴，谢慧婵认为改成根据年长者的护理需求来制定津贴比较合适。
谢慧婵说：“比如日本有独立和完善的全国护理评估系统，确保年长者可以获得适当照顾，政府津贴是根据他们所需的护理而定的。此外，日本也有专人为老人提供咨询，方便他们根据自身需求、喜好和经济条件做出最好的养老决定。”她认为新加坡没有统一的国家护理评估系统，看护者必须积极为老人寻找各种护理支援，过程比较麻烦。
医生创办生活辅助村 让年长者原地养老
新加坡在2015年出现了第一家老人辅助生活设施，那是位于武吉知马的圣伯纳德生活辅助村（Saint Bernadette Lifestyle Village），联合创办人是黄玉亲医生。黄玉亲也于2018年和2020年先后在亚当路和三巴旺设立了第二和第三家圣伯纳德生活辅助村。
黄玉亲受访时说：“多数需要辅助生活设施的老年人有轻度认知障碍，他们没有失智，只是比较健忘。他们无法完全独立生活，但又不适合住在疗养院。圣伯纳德可以帮助他们继续留在社区生活，我们提供房间、餐食、洗衣服务，带他们晨练，陪他们复诊等。
“如果把他们送进疗养院，会造成不必要的护理负担，反而会导致他们很快失去自理能力，因为住在疗养院，一切都有人照顾。通过我们这类社区家庭护理设施，可以延迟年长者进入疗养院的时间，为政府节省大笔开支。”据悉，圣伯纳德每月收费介于4700元至5800元。
90岁的周锦莲是圣伯纳德生活辅助村（亚当路）的住客。这里共住了八名老人，由三名护理员轮流看护。单身的周锦莲虽然上了年纪，但思维相当敏捷。她原来住在亚当路一带的私宅，卖了房子后，希望能继续留在附近养老，申请并等待了一年终于在今年1月入住生活辅助村。
周锦莲对圣伯纳德的生活很满意，她说：“我在这一带住了那么多年，也跟邻居很熟，自然希望能在这里养老。每天早上吃完早餐后，护理员会带我到附近散步，有时还会带我到植物园或附近的商场购物。生活辅助村也安排音乐、运动或烹饪活动给我们参加，我相当喜欢。”
成立协会制定指导守则
辅助生活模式在本地是新兴领域，为提倡它成为其中一种年长者护理模式，黄玉亲在2018年创办辅助生活设施协会（Assisted Living Facilities Association，简称ALFA）并兼任董事。ALFA同年推出业界指导守则，约100页的指导守则覆盖六大范畴，即入住安排、租赁与费用、看护服务、设施与其他服务、营运方式，以及监管方针。共有40多名专家、学者，以及医疗专业人员义务参与制定标准。
黄玉亲说：“成立ALFA能帮助招募更多利益相关者，大家一起来推动辅助生活模式。制定指导守则可以确保业者朝正确方向发展。ALFA目前有25名企业和个人成员，包括律师、建筑师、基金顾问、住宿服务业者等。此外，我们也为想经营辅助生活设施的人提供培训和咨询。”
谈到辅助生活业者和年长者面对的挑战，黄玉亲特别感慨。她认为政府对护理服务的资助或津贴，应该根据年长者的需求而定，而不是根据他们的支付能力。“我认为应该为所有人提供辅助生活服务和护理的选项。如果你想住在五星级设施，支付相应费用是应该的，但每个人也应该有选择辅助生活服务和护理的权利。人们步入年老后要自己负担辅助生活的大部分开销，我认为是不对的，因为他们可能因各种原因做不到。”
申请建立设施障碍重重
由于政府没针对辅助生活设施制定专门条例，黄玉亲在申请建设施时面对各种障碍。
她原本计划在如切的受保留店屋开设辅助生活设施，还花了两年跟市区重建局交涉。“但各个部门都不知道什么是辅助生活设施，我得跟各部门不断重复解释，市区重建局最终同意我们的申请。然而，民防部队却要求我们加强防火装置，拆除木质地板，增建逃生楼梯等，我们根本付不起这些额外的防火费用，最后不得不放弃计划。”
黄玉亲说，有不少发展商对辅助生活领域感兴趣，但由于没有得到足够和全面的支持，因此辅助生活业的发展进度缓慢。她笑言：“那些脸皮比我们薄的人早就放弃了，因为过程会遇到许多挑战。”
黄玉亲的愿景是看到政府和私人业者成为合作伙伴。“如果政府大力支持，我们绝对可以创造奇迹。我今年59岁，希望不会等到89岁才看到辅助生活模式成功。”
国人非常依赖外籍帮佣来照顾老人，请帮佣比请正规看护更便宜，所以本地的辅助生活产业不像其他国家那么发达。
——谢慧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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