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俊刚 - 脱贫无捷径

吴俊刚 - 脱贫无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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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29

  吴俊刚

一代人大约就是20年到25年的时间，也即一个人从入学到大专毕业进入职场所需的时间。这也是多数新加坡家庭走过的脱贫之路，其中，起关键作用的始终是孩子的教育。

最近，《联合早报》和《海峡时报》分别报道了两个低收入贫困家庭的例子。他们和其他约1万4000户有孩子的租赁组屋家庭，在社区联系站（ComLink）计划下获得政府的特别援助。

社区联系站计划始于2019年，针对的是育有21岁以下子女的租赁组屋家庭，为他们提供全面援助。不久前，当局宣布，从明年下半年起，将逐步落实四个提升版社区联系站（ComLink+）援助配套，涵盖就业、存钱购屋、减轻债务，以及学前教育。低收入家庭如果积极存钱购屋和努力维持稳定就业，按计划可获得最多3万元的公积金填补和现金补贴，进一步加强这些家庭的提升能力。计划也将协助弱势家庭减轻债务，以及鼓励这些家庭让孩子最迟三岁开始接受学前教育。

虽然我国已跻身第一世界，但和所有发达国家一样，仍有低收入贫困阶层需要特别的帮助。不同国家有不同做法，而不管怎么做，大概都不可能解决所有低收入者和低收入家庭的问题。不管采取怎样的方法，也总会有不同意见，比如帮助弱势家庭减轻债务的做法，就引起一些訾议。不过，这方面的援助看来条件是很严格的。它并不包括协助偿还拖欠亲友或大耳窿的债款。可获得这项债务资助的家庭预计也只有240户，而且是一次性的，最多为5000元。主要是帮助他们偿还所欠的水电费和租金之类。

我国一路来强调自力更生的精神，因此，不可能会走向福利主义的歧路。但尽力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是一个包容性社会必须做的事情。这就是给可能做错事、遭逢不幸意外，或因种种原因跌倒或掉队的人，有个翻身的机会。

此外，政府也注意到社会上已出现令人担忧的新现象。副总理黄循财今年10月19日在在牛车水民众俱乐部举办的社会服务中心10周年庆祝活动上致辞时就指出，有早期迹象显示，社会分层化在本地有越加根深蒂固的现象。过去，租赁组屋住户主要是年长者，但如今有越来越多有年幼孩子的家庭，而且他们居住租赁单位的时间也越来越长。因此，政府已在研究这个令人关注的现象，并且向社工等多个群体征询意见，探讨如何在尊重低收入家庭的尊严和自主权的情况下，更好地赋予他们能力，协助这一群体改善生活。

《联合早报》报道的例子，主角是自多年前欠下赌球债务的陈思明（62岁），他每个月都得从打临时工赚取的微薄收入中，拨出一笔钱偿还欠款。他与越南籍妻子（39岁）育有四名五个月至10岁的孩子，一家住在二房式租赁组屋。他目前靠打零工，包括载送家具和驾驶私召车维生，每月收入约600元，妻子则当钟点清洁工。《海峡时报》报道的例子，主角姓柯，59岁，保安公司执法人员，每月工资1430元，妻子是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永久居民，37岁，无业。两人育有三名女儿，分别为四岁至六岁。

像这样的家庭，确实难以很好地照顾孩子的教育，只有给予必要帮助，才能为他们带来转机。获得ComLink计划援助的1万多个家庭，也许各有不同的难念的经，但共同点是家庭收入低，家长一般来说教育和技能水平也不高，每月家庭收入都在2000元以下，根本无法应付一家数口的日常开销。生长在这些家庭的孩子所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缺乏良好学习环境。若听由这些家庭天天在生活线上挣扎，肯定很难跳出贫困的陷阱。

对这些家庭来说，孩子是脱贫最大的希望，如果孩子一开始就被绊倒在人生起跑线上，无法和其他家庭的孩子一样，获得良好教育，或是因家贫而辍学，无法掌握一门谋生技能，家庭脱贫的希望就可能因而破灭。问题是，应该怎样帮助这类家庭走上脱贫之路？

建国初期，大部分家庭都是一穷二白，政府唯一能做的，是广设学校，普及教育，同时吸引外资，发展经济，制造就业机会。所谓水涨船高，整个社会慢慢地都从中受惠。大多数贫穷的父母，因为孩子有机会受良好教育，也有了收入较好的工作，家庭便因收入逐渐改善最终脱贫。这就是所谓的社会流动性。这是新加坡从第三世界走进第一世界之路，也是大多数本地家庭的脱贫之路。

为什么现在社会上还有穷人呢？目前这个低收入群体，可以说是社会集体奔小康过程中的掉队者。原因很多，包括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和意外事故等等。他们一般来说，一是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二是缺乏一技之长，因此只能从事一些技能要求不高的劳力工作和打打零工，如清洁、保安、平台员工等。这些工作工资菲薄，往往应付不了家庭日常开销，也无法很好地照顾孩子的教育。

要帮助这些家庭脱贫，现在须要有新的做法，因为当今社会与职场情况和几十年前已大不相同。今天，多数家庭已属中产，出生在中产家庭的孩子都具有优越的生活和学习条件。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一开始就在这两方面吃了亏。

其次，职场也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很多人没有教育和技能，还能投身各种劳力行业。现在国人已甚少愿意从事这类工作，大部分劳力空缺都由外劳填补。本地人做的基本上都是所谓的PMET（专业人士、经理、执行员与技师）工作，至少须有工艺教育水平；如果无法达到这个水平，就可能沦为只能打零工之类的低薪工人。

每一个掉队者都有特殊的原因，但他们共同的困境是缺乏教育和技能，无法有足够收入维持家计，有者甚至还有诸如债务、病痛、婚姻、毒瘾赌瘾等问题，自顾已是不暇，遑论要很好地教育孩子。单靠他们本身的力量，要挣脱贫困枷锁几乎不可能。单纯的福利接济，也无法解决这些家庭所面对的复杂问题。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授之以鱼和授之以渔的问题。

Comlink计划可以说是一个对症下药的方案。简单说，是为有需要的低收入家庭提供一站式帮助，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接济，而是最终要让他们脱贫。这当然不是一蹴可就的事。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长兼卫生部第二部长马善高就坦言：“这些措施显示我们的社会愿做长期投资，求取长远回报。与其采取应急方案，我们要做的是协助家庭建立韧性、稳固基础、自立自强的精神，最终达到提升社会流动性。这可能需要一代人，甚至更长的时间。但我们知道，提升这些家庭，为孩子提供有更好起跑点的能力，他们就越可能有更光明的未来。”

这是深中肯綮之言。一代人大约就是20年到25年的时间，也即一个人从入学到大专毕业进入职场所需的时间。这也是多数新加坡家庭走过的脱贫之路，其中，起关键作用的始终是孩子的教育。过去如此，现在也如此。脱贫确实没有可抄的捷径，而所有的措施最终也只能帮到那些人穷志不穷的人。

作者是前新闻工作者、前国会议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