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健勇：邓小平之片言不宜教条化

岳健勇：邓小平之片言不宜教条化

https://www.zaobao.com.sg/forum/views/story20240325-3209423

事实表明，中国搭便车的代价不菲，那就是放弃经济民族主义。中国在1992年10月与美国达成的《市场准入备忘录》中，明确承诺“不对任何产品实施进口替代”。中国政府把工业化的希望寄托于西方跨国公司主动的技术转让——这是放弃自主发展的重要信号。

据说邓小平在1979年1月访美途中说过这样一句话：“回头看看这几十年来，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都富起来了。”尽管不乏严肃学者对此传言的真实性存疑，但多年来，在华人世界里，对此说不加质疑、照单全收者众，尤其是在当下中美关系极度紧张，影响到中国国运的关键时刻，重温这段“邓语录”似乎更具有某种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确性。

其实，这段话在学术上经不起严格推敲。“追随美国”既不是国家富强的充分条件，甚至也谈不上是必要条件。比如，“美国最亲密和最有价值的合作伙伴之一”（美国国务院网站）的近邻墨西哥，迄今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且国内贫富差距巨大，基尼系数高达0.546，近三分之一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战后芬兰工业化取得极大成功。芬兰于1948年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作为中立国，芬兰没有接受马歇尔援助，工业化成功主要是源于广袤的苏联市场以及国家对经济的有力干预，而与“追随美国”无关。

邓小平乃政治家，其片言只语或未经深思熟虑，且国家刚刚走出文革乱局，领导者对外部世界认知不足，本在情理之中。邓眼中的“追随富强者”，主要是东亚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化经济体。问题是，“东亚奇迹”的出现离不开冷战的特殊背景，四小龙均为内部市场狭小的小型经济体，没有美国对它们单方面开放国内市场，并提供相当的技术转让，甚至默认它们（韩国和台湾）推行新重商主义方针，“东亚奇迹”恐无从谈起。

后发国家与美国保持友好固然重要，但能否换来美国助力实现现代化，取决于该国对于美国的战略价值。

冷战后期，中苏反目，中美为对付共同敌人苏联，在战略上互有所求，这是1980年代中美蜜月的主要根源。美国对经济贫弱的中国给予很大帮助，但力度没有超过昔日对东亚四小龙的扶持，如始终不给中国产品以“普惠制待遇”（Generalized System of Preferences）。

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觉察到“全球资本主义制度性胜利”这一历史大变局的邓小平，为中国制定了24字方针的“韬晦”战略；同时，他也对中美重修旧好寄予厚望，由此奠定了中美关系成为中国对外政策“重中之重”的基础。

天安门事件令中美关系冷却，但美国依然视中国为助它在远东掣肘苏联和日本的重要帮手。转折点出现在1991年12月，苏联解体导致中国对美国的战略价值急剧下降。须要指出的是，在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前后，美国外交政策开始受到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民主和平论”（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的双重影响。1992年初，布什政府秘密制定“国防计划指针”，将冷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确定为“阻止出现任何全球性大国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

克林顿政府1993年出台“全面接触”中国的政策，就是在此背景下发生的。其战略涵义在于：未来中国只能是一个新兴市场，不可以成为另一个德国或日本。“接触中国”的终极目标，是推动中国政权的和平更迭；与此同时，通过把中国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允许其搭便车，以便尝到经济繁荣的甜头，心甘情愿做美国领导下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坚定捍卫者。

急于重建政权合法性而搭便车

邓在天安门事件后一度忧心于西方针对社会主义和发展中国家发起的“没有硝烟的战争”，他把和平与发展称为“两大问题”，尽管他没有否定“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的官方表述。邓急于重建中共政权的合法性，为此不计代价追求出口导向经济成长的发展路线，与美国融合中国的大战略恰相吻合。

事实表明，中国搭便车的代价不菲，那就是放弃经济民族主义。值得回顾的是，1960年至1980年代初，东亚发展型国家的经济成功，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产业政策指引下进口替代的坚定实施。相较于此，中国在1992年10月与美国达成的《市场准入备忘录》中，明确承诺“不对任何产品实施进口替代”。这是中国随之推出的“以市场换技术”战略的重要背景，表明中国政府把工业化的希望寄托于西方跨国公司主动的技术转让——这是中国放弃自主发展的重要信号。

不仅如此，肇始于1986年美欧主导的关贸总协定（GATT）最后一轮乌拉圭回合谈判，正是以“无差别市场准入”为由，把“排斥产业政策，否定进口替代”的新自由主义理念，落实为即将取而代之的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一整套经济与贸易规则。

这一年，正是发展中国家多年来谋求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史称“南方的挑战”）最终失败的一年。也是在同一年，中国正式申请恢复在GATT缔约国地位。上述变化表明：中国在改革开放最初十年，即已面临日趋不利的发展环境。

1995年1月，世贸组织正式成立，中国受到来自美国以及布雷顿森林机构（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要求施行激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巨大“体系压力”。在此刚性压力面前，邓小平对美友好的“韬晦”战略全然无效——中国为取得持续的外向型高速增长，惟有牺牲自主发展。

在克林顿时期（1993年至2001年），由于新经济勃兴，美国国力空前提高，这激发了美国对外政策的单边主义倾向。对中国实力的藐视以及对中国市场的觊觎，促成美国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的决策。对中国政治上“拒变”的不满，则提高了美国对华“接触”政策中的“遏制”含量。及至小布什上台，中美走向对抗已成大势，这一点并不因中共在2002年十六大报告中，放弃其长期奉行的“反霸”宗旨而有根本改变。

黄金十年“大发展”实属偶然

九一一事件改变了美国国际战略。美国为打赢全球反恐战争，必须取得中国合作（中国领导人审时度势也功不可没），遂大大减轻了对中国的压力。从这一意义上讲，中国入世后黄金十年“大发展”实属偶然！假如没有发生九一一，“韬晦”也罢，“追随”也罢，能够改变美国遏制中国的总态势吗？

洞悉国际政治本质的大政治家丘吉尔雄辩地指出：“没有永恒的朋友，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美国衡量敌友，从来都是以利益划线。如果国家利益受到威胁，哪怕是盟友，也毫不犹豫要加以遏制（尽管与遏制共产主义的内涵不同），1980年代风靡美国的“排日风潮”（Japan bashing）就是最好的例证。

由此可见，“友好”只有在国家利益不相冲突时才有意义。在现实主义传统根深蒂固的美国看来，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永远存在难以调和的结构性冲突，这不是后者单纯示好、甚至示弱就可以轻易化解。即使中国不搞战狼外交，即使中国目前还只是徒具庞大规模、尚处在半边缘依附发展状态的经济上的“泥足巨人”，其政治经济影响力、对世界资源和势力范围的争夺，已然令美国寝食难安。

作为大国，中国天然拥有更多选择，通过主动和有效的政治经济改革，以及精湛的外交来减少外部敌意，最终实现自主发展基础上的和平崛起，是完全可能的。这比之罔顾国际政治常识以及时代背景的改变，机械地将邓小平昔日言论视为解决中美对抗和国家发展困境的灵丹妙药，甚至不顾国格尊严对美低首示好，去徒劳地争取美国的释怀和容纳，是否更值得去努力？

作者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政治学博士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