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September 19, 2024

回望武吉班让前世 ——椰山尾


缤纷史探

回望武吉班让前世 ——椰山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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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恩和

发布 /
8 小时前
2024-09-19
早年武吉班让村的屋子用亚答叶建成。(新加坡档案馆图片)
早年武吉班让村的屋子用亚答叶建成。(新加坡档案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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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时候住的地方叫“椰山尾”,这也是我出生之地。马来人把出生地称为“tempat tumpah darah”,根据马来人习俗,初生儿剪除脐带的胎血,必须倾倒在屋前的土地上,因此衍生“tempat tumpah darah”这个习语,字面的意思是“倾倒我血之处”。

显然这个习语比我们华语使用“出生地”来表达,意象丰富饱满得多,也带有浓浓对土地依恋的感情。从词语应用的角度来看,个人感觉马来词语较注重细腻感情的描绘,是一种感性话语体系的体现;华语词语则崇尚伦理,讲究实际,相对来说是一种理性的话语体系。从这两种语言表达方式的不同,会发现词语不仅仅是词语,隐藏在不同民族语言之间的人性、感情、文化、民族心理,在不经意间就会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

椰山尾坐落在武吉班让(Bukit Panjang),刚好是在武吉知马路上段10英里,俗称“十个石”(闽南语záp gò zióh),那里还有一个热闹的巴刹市集,大家都称它为“港脚”。“椰山尾”“十个石”“港脚”、武吉班让这些具有浓厚地方色彩的地名,有些原本是方言,有些则源自马来语,这些来源驳杂的地名,凸显当年我们华族语言特色,反映华族方言社会与在地文化杂糅的结果。这些地名的背后有许多可以讲述的故事,从中可以发现我们的历史,回顾过去的社会生活。

1845年,新加坡总测量师约翰·特恩普尔·汤申(John Turnbull Thomson)在测量考察并修筑通达武吉班让的道路时,发现已有一些华人在那里从事甘蜜(gambier)和胡椒的种植。甘蜜和胡椒是新加坡开埠初期主要的出口农产品,汤申进行测量的道路,就是这些种植甘蜜的华人开辟的通往市区的树林小径。物种学家华莱士(Russel Wallace)在1854年曾经寄居在武吉班让的圣若瑟天主教堂。他在《马来群岛》(The Malay Archipelago)书中提到,当年有300多位天主教信徒居住在教堂附近的聚落,他们大多数很贫穷,住在用亚答叶建成的简陋寮棚里,这种寮棚华人称之为“万栅”(马来语bangsal),早期工人的简陋临时宿舍或储藏间统称为“万栅”。这个天主教信徒的聚落可说是武吉班让村的雏形。

1852年新加坡地图西北区加标示。(新加坡档案馆图片)

在一张1852年的地图,武吉班让的名称被拼为Bukit Pan jallang。它是第一张标示武吉班让的地图,如果我们把地图其他的英文地名还原,在武吉班让的西北边,有蔡厝港(Chu Chu Kang)、和兴港(Who Hen Kang)以及林厝港(Leem Chu Kang);北部有巫许港(Boko Kang)、刘厝港(Lau Chu Kang)以及陈厝港(Tan Chu Kang)。这些以“港”作为通名的村落,都标示“Chinese”字眼,显示这些村落的居民都是华人。武吉班让和周边地区则以文字说明“全为甘蜜和胡椒的园丘”(pepper and gambier plantations)。“园丘”也称为“芭地”,是南洋华人常用的词汇。

“港主”依河开发芭地

根据新加坡第一任驻扎官法夸尔(William Farquhar)透露,早在新加坡开埠之前,就有大约20个甘蜜园丘分布在新加坡各处。这些从事甘蜜种植的华人,是来自廖内群岛的潮州人。他们仿效宗亲社会结社的传统,自行组织自治的经济作业组织。甘蜜园丘选地临近河流,以利人员和农作物的交通运输。河流方言称为“港”,这些依河开发的芭地,人们就以“港”称呼。领导“开港”的“头家”或“头人”,大家尊之为“港主”,法夸尔称他们为“Captain China”。

今天侥幸留存的蔡厝港和林厝港这两个地名,为我们见证早期新加坡华人从事甘蜜和胡椒种植的这段历史。武吉班让当年最大的港主是陈奴仔(Pedro Tan No Kia),从名字看得出他是潮州人。“奴仔”应该是潮语“孥囝”(nou1 gian2),意思是小孩。他在1939年受洗,是新加坡教会有记录的第一个领洗的华人天主教信徒,曾捐献大笔捐款给圣若瑟堂。

早期从事甘蜜和胡椒种植的“港主”,具有多重身份:既是“头家”(雇主),也是会党的头人,财大气粗的就成为“侨领”。陈厝港的陈开顺就扮演这样的角色,他是港主,也是“义兴”会党的头人,后来还被柔佛苏丹封为华人“甲必丹”(Kapitan Cina)。

在早期殖民地社会,各个“港”其实都是一块“自治”的“飞地”,港主成为独霸一方之主。他不但奴役剥削“港”内劳作的“估俚”(劳工),也为这些单身的劳工在劳作之余,提供吃(鸦片)、喝(酒)、嫖、赌的方便,整个“港”就是封闭的小社会。在必要时这些会党成员的估俚,也为他展开争夺地盘和经济利益而械斗。1851年2月,新加坡内陆森林的甘蜜园丘就爆发一场涉及天主教徒的严重冲突,其中一个主要的冲突点就是武吉班让的甘蜜园丘聚落。

位于兀兰路11英里的天主教堂。(作者提供)

天主教神父赈济穷人

武吉班让聚落的居民,多数来自潮州的天主教信徒。1846年,天主教会的法国传教士孟肋(Fr Anatole Mauduit)来到兀兰路11英里,设立一所小教堂,1853年教堂迁至“竹竿山”,就是今天武吉知马路9英里圣若瑟堂所在之处。孟肋神父不单全心传教,还赈济穷人,免费施诊,设立华文义学,因此吸引不少居民加入,成为信徒。

这些信徒被教外华人称为“奉教的”,与其他崇拜民间信仰被称为“拜神的”估俚形同水火,最后爆发冲突。这场冲突虽然被称为“反天主教的暴乱”,但是当中难免掺杂当年华人社会常见的资源和利益的争夺。当时控制各“港”的会党起着非常大的作用,他们把这些信众群体视为“奉教党”,并在各处贴上告示,宣称“奉教党徒”为“无父无君主”,“其首领冠以神父之称号”,必须“将他们擒之以祭神灵”。

这场冲突,涉及岛内北部的100多个甘蜜芭地,这些会党成员以陈厝港为大本营,遭到破坏和掠夺的天主教信徒的聚落就有28个,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也严重影响新加坡的经济。最后由潮州人的侨领佘有进居中调停,对遭受破坏的天主教信徒的村落给予赔偿,整个事件才告落幕。(《新加坡自由报》,1851年3月5日)

发生在武吉班让甘蜜园的老虎噬人事件。(作者提供)

处在密林包围的武吉班让村的居民,除了遭受会党成员的骚扰,还要面对毒蛇和老虎二害。华莱士在书中也说,他居住的小屋后山森林,就有好几只老虎出没,经常发出吼声,甚至跑到教堂的门外久留不走,吓得他有时一整天躲在屋里,不敢外出。当年新加坡虎患横行,许多人因此而丧命。可以想象,华人居民过的日子是那么不容易,除了穷苦、水土不适、缺医少药,还要面对丢失生命的危险。

随着国际市场经济的转变,甘蜜的需求减少,武吉班让的甘蜜园主改为种植黄梨和椰树。19世纪末,随着橡胶树在新加坡试种成功,橡胶树的种植被引进武吉班让。

1903年新加坡火车铁道从武吉知马7英里延长至兀兰,并在武吉班让建立车站,地点就在武吉知马路和蔡厝港路交接之处。火车站的设立,相信促使椰山尾村落开始形成,且具有一定的人口规模。

1898年地图局部。(新加坡档案馆图片)

椰山尾的由来

今天武吉班让地铁站对面,早期是一片椰园,当年华人把椰园叫作“椰芭”,也称为“椰山”,村落坐落在椰园边缘,大家就把它叫作“椰山尾”。椰山尾的命名,就像“港脚”“十个石”“武吉班让”其他地名一样,平实、接地气,也很南洋,是华人方言文化与在地文化的互动下,形成对异地土地一种新的认知和诠释。“山”在南洋华人的语言应用上,具有多种意涵,比如“唐山”,是指华人的原乡。在华南航海人眼中,茫茫大海中首先呈现的大陆的形象是“山”,见山如见陆地,在他们的意识里“山”就是陆地;开辟新芭地的新聚落,就称为“新山”。

椰山尾村落的出现,就有市集的需求,在椰山尾村落的路口,沿着武吉知马路路旁,开始出现两排店屋,以及提供日常食品的“巴刹”,大家把这个市集叫作“港脚”。

“椰山尾”虽然家喻户晓,但是始终得不到官方的青睐,在1923年新加坡地图上,把它划为武吉班让村(Bukit Panjang Village)。在这张地图中,椰山尾的北边,标示有一家橡胶工厂;沿着武吉知马主干路两旁,出现两排店屋;村内主要的三条道路:(旧)正华路、柏提路(Petir Road)和法嘉路(Fajar Road),虽然没标明路名,不过已经出现在地图上,说明椰山尾村落和武吉班让市集的格局已经基本成型。

武吉班让包括三座山

源自马来语的Bukit Panjang,意思是“长山”。华人以闽南方言音译为“武吉班让”。在早期的新加坡地图中标注的“Bukit Panjang”,其实包括三座山,当年这三座山还没分开命名,从武吉知马路8英里伸展到10英里,长度足足2英里,难怪会称为“长山”。直到1898年的新加坡地图上,才首次把这三座山分别命名为武吉班让山、武吉甘柏山(Bukit Gombak)和武吉巴督山(Bukit Batok)。

武吉班让这个地名因武吉班让山而得名,它不仅包括椰山尾,还涵盖临近几个村落,即散布在这三座“山脚”(山下)和公路两旁的村落。保留在圣若瑟堂的孟肋神父墓碑,有一段说他“傳(传)教塘(唐)人於(于)大山母十二年”,可见当年华人居民把整个武吉班让统称为“大山母”。“大山母”其实也符合武吉班让这个马来名称的本意,不过,后来大家误把“大山母”只作为武吉班让山的称呼。

记录椰山尾,除了它是我出生和生长的地方,对我具有特殊意义。借由这些记录,说明椰山尾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村落,它的生存和发展,也是过去新加坡生存和发展的写照。对椰山尾历史的回顾,不单是一种个人感情的投注,更重要的是找回我们曾经有过的文化世界。塑造一个国家形象,要靠大家一起去回忆,重建社会联系,进行历史考察。在这个意义上,重新发现新加坡华语在形塑今天新加坡文化所起的作用,提醒后人珍惜我们的语言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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