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October 31, 2024

Text 南华女校曾有过一段黑暗史


南华女校曾有过一段黑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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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31

区如柏


最近有人问我,你知道从前的南华女校曾经是昭南岛时期的慰安所吗?

我回应说,大概知道。

其实我在南华念初中的年代,校长和老师都从未告诉我们日治时期南华的沧桑,后来我曾听过有关南华母校的遭遇。1997年我到广惠肇碧山亭公所采访时,与公所的前辈职员郭玉鸾交了朋友,听她讲述亲身经历,肯定了这段历史的真实性。

郭玉鸾本来在广州的协和中学念书,后来转到香港的艺术专科学校。1939年恰是中国的抗日战争时期,她的姨母江秀华已经来到新加坡。江秀华在学校当美术教师,她与当时《星洲日报》主笔关楚璞是好朋友,得以住在林德金路(Lim Teck Kim Road)的胡文虎企业的员工宿舍,郭玉鸾便与姨母同住。

那时候关楚璞正在主持编辑和出版《星洲十年》。他安排郭玉鸾到《星洲日报》负责出外收集该书所需要的资料工作。《星洲十年》出版后,郭玉鸾转到广告部工作。

新加坡沦陷后,郭玉鸾的未婚夫伍楚雁的姐妹们认为,郭玉鸾单身住在林德金路很不安全,邀请她搬到苏菲雅路(Sophia Road)与她们同住。1941年才建好的南华女子中学校在爱蒂丝路(Adis Road)与苏菲雅路的交界处,地址属于爱蒂丝路,就在郭玉鸾未婚夫的姐妹们的住所对面。

南华校舍成日军俱乐部
1942年2月15日,日军占领新加坡,日军将新加坡改名为昭南岛。不久,昭南岛政府占据南华女校,将南华的新校舍充作高级军官俱乐部。 

夜幕低垂,日本军官到俱乐部喝酒,并召慰安妇前来寻欢作乐。当他们喝醉或心情不好时便将慰安妇从楼上抛下,慰安妇的凄厉叫喊声及落地的声响,令对面民房的居民即使关闭了门窗都能听见,令人心惊胆寒。         

南华新校舍虽然只有三层楼,可是每层楼的高度都很高,被抛下的慰安妇难逃死亡或受重伤的悲惨厄运。

郭玉鸾说,她和伍楚雁都很害怕,无法忍受这种恐怖气氛,只好再搬迁。他们刻意打扮成老土的样子,沿途看到日本宪兵就鞠躬,心惊胆战地来到了林德金路,发现这排属于胡文虎的房子已经被日本宪兵接管。

她记得从中国南来的报馆的高层人员都住在中峇鲁,便步行到中峇鲁的英云街(Eng Hoon Street)66号,这里是主编过《星洲十年》的姚楠的家,他住在三楼。到了那里发现姚楠一家已经搬走了,人去楼空。郭玉鸾和伍楚雁便入住姚楠留下的空房。


南华女中举行毕业典礼时,校长杨瑞初致辞之情形。(档案照)
最早校址在哥里门街
南华女学校创办于1917年,由一群热心教育的粤籍商人集资创办,最早的校址在哥里门街(Coleman Street),学生只有几十人,第一任董事长是何仲英,第一任校长则是吴木兰。


不久搬迁到明古连街54号,除了小学之外,还办师范班。接着在密驼路开办分校。1941年爱蒂丝路校舍落成作为正校,明古连街校址作为分校。

1940年中国著名画家司徒乔与妻子冯伊湄南来新加坡。冯伊湄受聘为南华女校校长。从1941年12月8日起日军不断轰炸新加坡,为了安全,许多学校只好停课,冯伊湄和司徒乔撤离新加坡,她在南华当了不到两年的校长。   


1945年8月15日本投降,9月英军重返新加坡,继续统治新加坡。同年10月南华复办,董事长胡文钊聘请前静方女校校长杨瑞初出任南华校长。1946年1月南华分校也复办了,聘请杨瑞初妹妹杨端初为分校主任。杨端初是新加坡著名法医赵自成教授的母亲。

1950年南华停办师范班,改办初中,1958年又增办高中,成为从幼稚园、小学、初中至高中的完整中小学校。 

1962年,分校重建为四层楼校舍,专办小学,称为南华女子小学,高静明出任分校校长,正校则专办中学,称为南华女子中学校,继续由杨瑞初掌管校政,直到1971年退休。1972年起,曹玉航接任中学校长,到1983年退休,过后由叶秀琼接任。小学的高静明校长则在1981年底退休,由冯月桂接任。

冯月桂从小学一年级至高中都在南华受教育。高中毕业后在南华当教师,过后当校长,退休后当南华小学董事会的重要成员,她一辈子都在南华。    

1982年底,南华中学与南华小学一同搬迁到金文泰1道,过后又再搬迁。如今南华中学仍旧在金文泰1道不同的校舍,南华小学在惹兰仑平(Jalan Lempeng),中学与小学都是我国的特选学校。

南华女校曾有过一段黑暗史


缤纷史探

南华女校曾有过一段黑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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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时前
2024-10-31

建于1941年的南华女中苏菲亚山校舍,2018年6月被市区重建局列为受保留建筑。(档案照)
建于1941年的南华女中苏菲亚山校舍,2018年6月被市区重建局列为受保留建筑。(档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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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人问我,你知道从前的南华女校曾经是昭南岛时期的慰安所吗?

我回应说,大概知道。

其实我在南华念初中的年代,校长和老师都从未告诉我们日治时期南华的沧桑,后来我曾听过有关南华母校的遭遇。1997年我到广惠肇碧山亭公所采访时,与公所的前辈职员郭玉鸾交了朋友,听她讲述亲身经历,肯定了这段历史的真实性。

郭玉鸾本来在广州的协和中学念书,后来转到香港的艺术专科学校。1939年恰是中国的抗日战争时期,她的姨母江秀华已经来到新加坡。江秀华在学校当美术教师,她与当时《星洲日报》主笔关楚璞是好朋友,得以住在林德金路(Lim Teck Kim Road)的胡文虎企业的员工宿舍,郭玉鸾便与姨母同住。

那时候关楚璞正在主持编辑和出版《星洲十年》。他安排郭玉鸾到《星洲日报》负责出外收集该书所需要的资料工作。《星洲十年》出版后,郭玉鸾转到广告部工作。

新加坡沦陷后,郭玉鸾的未婚夫伍楚雁的姐妹们认为,郭玉鸾单身住在林德金路很不安全,邀请她搬到苏菲雅路(Sophia Road)与她们同住。1941年才建好的南华女子中学校在爱蒂丝路(Adis Road)与苏菲雅路的交界处,地址属于爱蒂丝路,就在郭玉鸾未婚夫的姐妹们的住所对面。

南华校舍成日军俱乐部

1942年2月15日,日军占领新加坡,日军将新加坡改名为昭南岛。不久,昭南岛政府占据南华女校,将南华的新校舍充作高级军官俱乐部。 

夜幕低垂,日本军官到俱乐部喝酒,并召慰安妇前来寻欢作乐。当他们喝醉或心情不好时便将慰安妇从楼上抛下,慰安妇的凄厉叫喊声及落地的声响,令对面民房的居民即使关闭了门窗都能听见,令人心惊胆寒。         

南华新校舍虽然只有三层楼,可是每层楼的高度都很高,被抛下的慰安妇难逃死亡或受重伤的悲惨厄运。

郭玉鸾说,她和伍楚雁都很害怕,无法忍受这种恐怖气氛,只好再搬迁。他们刻意打扮成老土的样子,沿途看到日本宪兵就鞠躬,心惊胆战地来到了林德金路,发现这排属于胡文虎的房子已经被日本宪兵接管。

她记得从中国南来的报馆的高层人员都住在中峇鲁,便步行到中峇鲁的英云街(Eng Hoon Street)66号,这里是主编过《星洲十年》的姚楠的家,他住在三楼。到了那里发现姚楠一家已经搬走了,人去楼空。郭玉鸾和伍楚雁便入住姚楠留下的空房。

南华女中举行毕业典礼时,校长杨瑞初致辞之情形。(档案照)

最早校址在哥里门街

南华女学校创办于1917年,由一群热心教育的粤籍商人集资创办,最早的校址在哥里门街(Coleman Street),学生只有几十人,第一任董事长是何仲英,第一任校长则是吴木兰。

不久搬迁到明古连街54号,除了小学之外,还办师范班。接着在密驼路开办分校。1941年爱蒂丝路校舍落成作为正校,明古连街校址作为分校。

1940年中国著名画家司徒乔与妻子冯伊湄南来新加坡。冯伊湄受聘为南华女校校长。从1941年12月8日起日军不断轰炸新加坡,为了安全,许多学校只好停课,冯伊湄和司徒乔撤离新加坡,她在南华当了不到两年的校长。   

1945年8月15日本投降,9月英军重返新加坡,继续统治新加坡。同年10月南华复办,董事长胡文钊聘请前静方女校校长杨瑞初出任南华校长。1946年1月南华分校也复办了,聘请杨瑞初妹妹杨端初为分校主任。杨端初是新加坡著名法医赵自成教授的母亲。

1950年南华停办师范班,改办初中,1958年又增办高中,成为从幼稚园、小学、初中至高中的完整中小学校。 

1962年,分校重建为四层楼校舍,专办小学,称为南华女子小学,高静明出任分校校长,正校则专办中学,称为南华女子中学校,继续由杨瑞初掌管校政,直到1971年退休。1972年起,曹玉航接任中学校长,到1983年退休,过后由叶秀琼接任。小学的高静明校长则在1981年底退休,由冯月桂接任。

冯月桂从小学一年级至高中都在南华受教育。高中毕业后在南华当教师,过后当校长,退休后当南华小学董事会的重要成员,她一辈子都在南华。    

1982年底,南华中学与南华小学一同搬迁到金文泰1道,过后又再搬迁。如今南华中学仍旧在金文泰1道不同的校舍,南华小学在惹兰仑平(Jalan Lempeng),中学与小学都是我国的特选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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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工组织:全民精神健康走下坡 囤积问题未改善 年轻化趋势显现


义工组织:全民精神健康走下坡 囤积问题未改善 年轻化趋势显现

发布 /
6 小时前
助乐慈善机构1月份帮助的一个单位,囤满塑料袋和各种包装盒,助乐慈善机构帮她清掉多余杂物外,也有公众捐来卧床、桌子等家具。(Helping Joy助乐慈善机构提供)
助乐慈善机构1月份帮助的一个单位,囤满塑料袋和各种包装盒,助乐慈善机构帮她清掉多余杂物外,也有公众捐来卧床、桌子等家具。(Helping Joy助乐慈善机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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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囤积杂物问题这些年引人关注,由社区事务署带领的囤积管理行动小组,在2023年协助254件个案改善情况,另有348件还在处理当中。据受访义工组织观察,囤积症患者有年轻化趋势。

虽然政府成立行动小组积极处理居民囤积课题,但杂物堆积导致火患事件这几年来仍时有所闻,就在今年9月25日,蔡厝港一名七旬妇女因家中堆积杂物失火而死去;今年2月,裕廊东一名老妇拜天公的蜡烛引发火患,火灭后人们发现屋内堆满各式杂物,门外的楼梯口上下也满是杂物。

社区事务署和新加坡民防部队联合答复《联合早报》询问时说,政府一直积极协助改善居民囤积杂物问题,过去几年涉及杂物囤积的火患在住宅火灾中占比不到1%。

尽管在火患总数中占比不高,但整体囤积问题似乎没改进。受访义工组织说,全民精神健康走下坡,当中有越来越多年轻人表现出囤积症的迹象。

义工组织“让希望活下去”(Keeping Hope Alive)创办人潘迎芬每个星期天都会和义工走访租赁组屋,帮助有需要的居民清理“垃圾屋”。

她说,囤积症和堆积问题同从前不同了,不是只有年长者四处捡东西来卖钱。她就见过不少20多岁的“宅男宅女”,在家中囤积玩偶手办等物品,甚至有人囤积武士刀等,实在令人意想不到。

向父亲要钱买厕纸遭拒 博士生出手打人

令她印象深刻的案例包括一名20多岁的博士生,他每天都要出外买厕纸,在上面写上日期和天气;厕纸堆满他的一房式组屋,结果他得睡在屋外。他在父亲住院期间还伸手讨钱买厕纸,被父亲拒绝时甚至出手打人。

义工组织得知情况后帮他清理部分厕纸,没想到他又从垃圾桶中把厕纸捡回来。“他从垃圾桶捡回来的厕纸更脏,健康隐患更大,让我们觉得是不是我们弄巧成拙了。”

助乐慈善机构也定时帮有需要的居民清理屋子,创办人吴建麟说,在老龄化趋势下,更多独居老人没家人帮助清洁屋子。他同样观察到越来越多年轻人有囤积问题。“他们可能堆积任何东西,有些人通过网购,囤积大量相同的物品。”

消毒用品不敢丢 总觉得某日疫情会重返

冠病疫情时期,全球供应问题和恐慌情绪导致不少人囤积生活用品。潘迎芬说,疫情后出现这样一群囤积者,他们囤积消毒纸巾、消毒液、保健品,甚至体温计和各类自助检测仪。

“他们说这些是当时用钱买的不舍得丢,也有人坚持认为疫情必然会席卷而来,总有一天会再派上用场。”

据她观察,一些屋主有烧香习惯,但家里囤积过多物品,空气流通不佳,屋子已经变黑,更是会有火患风险。

有些人会囤积特定物品,例如一次性打包盒等东西都舍不得丢。(Helping Joy助乐慈善机构提供)

要处理这些囤积物并不简单,一些人对所囤之物有感情而舍不得丢弃,只能靠义工们自行买走或捐赠出去。“这些东西要卖难,要捐也频遭拒绝。”

吴建麟说,招募义工也成一大难题,目前的义工人数不足,难以应付全岛大量的清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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