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November 2, 2025

早人物:防务专家雷普权 任职部门众多受重用 颠覆点子过多被限额 --- https://www.zaobao.com.sg/news/singapore/story20251102-7653994?utm_source=android-share&utm_medium=app

淡马锡防务教授、新加坡核研究与安全院主席雷普权(83岁)今年获封殊功勋章。他在国防、科技与教育等多个领域深耕超过60年,参与多个武器采购和研发项目,对新加坡国防策略和军力有深切了解。本期《早人物》专访雷普权,从能源安全、决策哲学、岩洞项目视角,分享其中战略。

“你看,我虽然是政府局外人,但很多方面又像局内人,因为我与许多机构都有互动。”

访谈中,雷普权这么笑说。

这番话,一点也没错。

多年来,他在至少75个机构身居要职,包括担任多个政府部门顾问、公用事业局项目评估小组主席、经济发展局董事会成员、淡马锡实验室主席等。

由雷普权教授担任主席的新加坡核研究与安全院,今年7月在国大学启用新楼,标志着他19年来推动核能安全研究的努力成果。(受访者提供)

国家安全是唯一热忱

除了军备采购,他还领导登加和巴耶利峇空军基地、樟宜海军基地及地下军火库的建设委员会,参与民防防空壕计划,并共同主持一委员会,建议所有新建住宅必须设有防空壕。

“国家安全,是我唯一的热忱。”

他兴趣广泛,从外太空到地下空间。“最终目的,是所做的事能否让新加坡更安全。如若不然,我不浪费间时。”

对他来说,最珍贵的是时间,因此只做真正重要的事,而非取悦上司的事。

“我很幸运,从不必为取悦上司而做事。”

国防部前常任秘书何学渊是他的上司之一。何学渊曾打趣说:“雷教授啊,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在干嘛?他就给一张支票,让我签个名而已。”

雷普权坦言,喜欢这种关系,因为这代表绝对信任。上司的信任让他在国防部游刃有余,尤其是进行特别项目时。他也推崇“放手型”领导风格,把信任传递给下属。

他相信,当下属获得信任时,会全力以赴;若知道上司会在他们犯下无心错误时支持他们,他们也会更敢于尝试。

我国首位国防科学总长

2008年9月6日,雷普权前往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范登堡(Vandenberg)空军基地,见证GeoEye-1卫星由德尔塔2型火箭(Delta 2 rocket)发射升空。(受访者提供)

1986年,他成为首位国防科学总长,也是国防部职位最高的非军职官员。

他回忆,当年被任命为国防科学总长时,职权范围是在一次国防部会议上讨论的,会议由时任国防部第二部长李显龙主持。


李显龙当时说:“普权,很好,你可以按照任务书去做你写的那些事,但一年不要给我们超过两个点子。”

雷普权不解:“部长,1月2日,我已完成两个点子了!”

李显龙道:“你没听懂。你的想法太颠覆了!像国防部这样的大机构,一年最多只能接受两个这样的点子。”

记者听后,忍不住笑了。

“所以提了两个点子之后,我就得闭嘴。地下军火库就是其中一个。”

雷普权1942年生于上海,全家因战乱迁往广州、香港,1950年落户新加坡。

1965年,他毕业于新加坡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前身)理学院,之后加入教育行列,在圣婴女校担任代课物理教师。

他天性敢于挑战,曾两次请求公共服务委员会更改教师奖学金合约——先转到英国科学委员会,再转入内政和国防部(Ministry of Interior andDefence,1970年分出国防部和内政部)。

第一次,他提出理由说:物理教师已足够多,但从事研究电离层(ionosphere)变化对高频无线电传播影响,以及利用英国UK2卫星数据进行科研的人却寥寥无几;因此,成为科研人员对新加坡的贡献更大。

第二次,他说内政和国防部需要他,与其为英国人工作,不如为国家服务更有意义。

1966年,他以“雷上尉”的身份加入新加坡武装部队,担任测试与评估主管,在军旅生涯中服役20年,过后继续在非制服武装部队(NUSAF)担任国防科学总长达22年。

1985年,雷普权试乘改装过的V-200装甲车,用来发射RBS-70地对空导弹。(受访者提供)

就这样,他从教育转向科研,再投身国防科技,成为国家建设的重要推动力,倾注一生完成无数关键项目。

雷普权有两个子女、四个孙、两个曾外孙。

2001年,他接受《联合早报》首访。24年来,偶尔碰面,总看他身着一袭国防科技研究院深蓝外套,彰显他通过国防科学与系统工程对国家的恒久忠诚。

这位“系统工程大师”,也是顶级的说故事能手。自1990年在国大担任“大型系统工程”客座教授以来,他通过讲故事的教学法,给学生留下深刻而美好的回忆,2002年还成为首个获颁国大工程学院“卓越教学奖”的教授。


这次专访超过三小时,雷普权娓娓讲述多个引人入胜的经历,这里就精选两三个“不小”的故事。


国立研究基金会主席王瑞杰(左三)今年7月连同环境局局长黄康杰(左起)、国大校长陈永财教授、新加坡核研究与安全院主席雷普权教授及院长庄庆耀副教授、​贸工部副常任秘书(能源与碳管理)陈建隆,为新加坡核研究与安全院主持开幕仪式。(受访者提供)

须未雨绸缪 部署核能筑牢“能源防御”

随着政府在2025年预算中表明对核能发展高度重视,身为新加坡核研究与安全院主席雷普权指出,国家必须未雨绸缪,为能源供应中断做好准备,这正是“能源防御”的核心理念。

推动核能安全长达19年的雷普权,援引黄循财总理今年2月财政预算案的声明:政府将研究在新加坡部署核能的可能性,将采取进一步措施,有系统地建立相关能力……新加坡需要新能力来评估各种方案,同时考虑是否有安全、具成本效益的解决方案。


他说,正如黄总理所强调,新加坡对核能发展非常重视。“我们不能接受能源供应系统出现中断而毫无准备,因此必须防患未然。”

他指出,这与保障水安全的逻辑类似——为了防止能源被切断,必须事先准备,这就是“能源防御”。

当《联合早报》询问潜在核电站选址,有没有包括军事训练区、自然保护区和外岛(如裕廊岛)?他仅说:“所指出的这些区域,显然都是潜在的选址。”

核电站应会远离住宅区

他强调,核电站“不会建在靠近住宅区的地方”。他澄清,人们担心核电站附近房产贬值,会让许多房主不满。为避免这种不满,他总结说,核电站应建在“没有住宅的区域”。

新加坡缺乏可再生能源资源,实现碳减排目标需要依靠核能。小型模块化反应堆(Small Modular Reactors,简称SMR)占地极小。

核电站安全仍是首要考量。他说:“将核电设施建在地下的优势是安全性更高,但须权衡更高造价、更长建设周期及运营限制。”

他指出,能源安全关系到国家生存,并强调需要“拥有可靠的能源来源”。

能源安全从未像水安全那样受到重视。乌克兰战争成为警钟,促使人们认真审视国家能源系统的安全及所需的应对措施。

裕廊岩洞(Jurong Rock Caverns)是东南亚首个商业地下储油库,深入裕廊岛地下150米。

雷普权指出,核电站可借鉴裕廊岩洞的深度工程经验,用干燥岩层防止地下水渗透。

他说,印度尼西亚已宣布计划在2032年前建成两座核电站,越南和菲律宾也宣布发展核电的计划。他指出,西方的SMR技术“仍在开发中,2030年前无法投入运营”。

他还谈及人才储备挑战。新加坡核研究与安全院(Singapore Nuclear Research and Safety Institute)计划五年内,将研究人员从55人增至100人。然而,即便提供奖学金,招募具备正确态度的合格研究人员仍是个挑战。

雷普权教授获颁装甲训练学院猎人(Hunter)装甲车荣誉驾照,以表彰他富有远见的领导力与不懈奉献。驾照签发日期为2024年6月3日。猎人装甲车由国防科技局、陆军部队及新科工程联合研制,2019年正式服役。(受访者提供)

新加坡决策哲学:重价值而非吝啬

新加坡的决策哲学不是“吝啬”,而是“重价值”。

雷普权风趣直率,从国防采购谈起,轻松道出对政府治理效率的见解,同时流露出对国家“爱之深,责之切”的情感。

他回忆建国初期资源匮乏,尽管关注成本,政府在关键系统上绝不将就,总是追求“最好但未必最贵”的防务装备,再找到最合算的交易。

2000年,雷普权教授乘坐TA-4SU天鹰型战机体验飞行。(受访者提供)

例如,新加坡曾买二手卡车,“因为它依旧有价值”;1966年,比美国先买下AR‑15步枪;1969年,又购买全球最贵的瑞士欧力根(Oerlikon)35毫米高射炮。

“从一开始就是这样——当你规模小的时候,必须确保武器可靠,不能上了战场才发现问题。AR‑15被选中,是因为它最轻。”

他解释,5.56毫米口径比标准的7.62毫米小,士兵能携带更多弹药,提高火力。

国家今年建国60年,雷普权将发展分为三个20年阶段:李光耀时期专注基础设施与社会需求;吴作栋时期转向高价值就业与经济稳定;李显龙时期迈向自由市场经济。


1994年,雷普权教授(右三)首次体验新加坡武装部队的降落伞训练。(受访者提供)

他指出,政府曾有强大工程能力,尤其体现在公共工程局、建屋发展局和裕廊集团。然而,政府逐渐退出直接参与工程项目,政府工程部门相继企业化,加上工程服务外包,政府内部的工程能力也被削弱,导致国家“因缺乏对基础设施系统的深层知识而受苦”。

“缺点是,当事情发生时,你身边没有‘自己人’(指内部专才)。”

他花了40年推动人才培养改革,借鉴以色列的“学术储备”制度——让工程人才先完成学业再服役,随后在专业领域工作六年。

他认为,经济体量增大,须保护的利益更多,政府机构的决策因此趋向“更保守”,尽量规避风险。在共识机制下,会议多、决策慢,真正有决策权的负责人因事务繁忙常无法出席。

他认为政府部门已从“个人责任”转向“组织责任”,委员会依赖顾问解决问题,第一个建议通常是:“委任一个顾问!”

“个人也不敢做超出‘书面指示’。为什么?标准答案是:审计员会追究。”

提出“三重整合”解决政府部门交接断层

在国防项目中,他强调协作与沟通,关注使用者满意度,而非僵化地遵循KPI(关键绩效指标)。“我的绩效目标就是——让使用者开心。”

他也提出“三重整合”概念:团队内部、跨组织、时间整合,建议通过任期交叠的方式,解决政府部门“交接断层”问题,推荐“至少一年”的交叠时间。

他赞赏国庆庆典团队与外交部的做法——“今年的庆典团队还在筹办,明年的团队已在作为学员学习”;至于外交部,则“汇报非常详尽,所有联络报告齐全,知识管理体系也非常好”。 

2014年,雷普权教授(中)与裕廊岩洞(Jurong Rock Caverns, JRC)项目团队合影。(受访者提供)

探讨在万礼建设大型地下砂石库 料可释放150公顷土地

继万礼地下军火库之后,新加坡计划在万礼建设另一大型岩洞储存建筑砂石,预计可腾出约150公顷土地,土地与经济价值将远超建设成本。

雷普权答复《联合早报》查询时说,新项目现在处于规划阶段,将寻求开发批准。

市区重建局今年6月的《2025年发展总蓝图》草案提及,正探讨在卡利巴株(Gali Batu)兴建深层地下储砂设施


2008年启用的万礼地下军火库历时10年建成,释放约300公顷土地,相当于400座足球场。雷普权是军火库核心负责人,《联合早报》就卡利巴株项目问他的看法。

他指出,将建筑砂石移入地下储存理由充分——可回收供发展用途的土地,价值极高。

释放土地价值远超建设成本

目前砂石堆放在地面上,遇有刮风,灰尘就会吹到堆场周边的房屋,影响附近居民。虽然建造岩洞成本高,但释放土地所产生的价值足以多倍覆盖。“建岩洞的成本,其实是被释放土地的价值‘多次付清’了。”

新加坡已有40多年地下建设经验,包括地铁、地下商场、军火库及裕廊岩洞储油库,成本与效益皆为人熟知。

他强调,战略性项目开发必须进行需求分析和成本效益评估,确保效益高于成本。

例如,万礼地下军火库取代实里达东军火库,为实里达航空园腾地;裕廊岩洞储油也创造高价值。

雷普权说,战略项目须规模够大,以支撑通道隧道和竖井的高成本;通道须先建成,才能开挖主隧道,项目进度表也要考虑这一前置要求。

地下设施因远离阳光,制冷电力比地面设施少,但地下消防系统成本高昂,防火、防烟及逃生是基本要求。

火灾是最大威胁,工作人员须要接受防火与逃生培训,并定期演练。另外,即便防水措施再完善,仍难完全避免渗水,因此运营阶段必须做好渗水防护。

他补充,一些住宅区虽设地下室,但在岩洞或地下建住宅既无必要,也无正当理由。

随着气候变化,过去50年来的降雨强度加剧,土地将用于排水防洪。政府正研究通过地下隧道,将暴雨水输送至岩洞储存;未来随着其他岩洞项目推进,地下储水成本可望下降。

此外,在樟宜机场与大士港口附近建设采用自动存取系统的地下物流设施,也可提升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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