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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书局遍布全岛
 | 张曦娜 - 08/05/2014联合早报分享  |
由周星衢基金协同国家图书馆管理局推动的“新忆工程”将联合推出名为“我的书店记忆”主题活动，希望通过收集与新加坡书店相关的集体回忆，为年轻一代创建一个保存本地书业发展历程的珍贵记忆库，并向书店业前辈致敬。
部分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许多人也许以为，在书店业蓬勃发展的年代，书局也只开在市区，其实在华文书店业的辉煌岁月里，远至裕廊、丹戎加东、后港、武吉知马、樟宜等地区都可看到书店门庭若市，那是个全岛遍布书局的年代。
由周星衢基金协同国家图书馆管理局推动的“新忆工程”将联合推出名为“我的书店记忆”（irememberBookstores）主题活动，希望通过收集与新加坡书店相关的集体回忆，为年轻一代创建一个保存本地书业发展历程的珍贵记忆库，并向那些曾经为新加坡人文建设做过贡献的书店业前辈致敬。
大坡、小坡书店最集中
在“我的书店记忆”收集来的资料中，在新加坡书店业最辉煌的1950至1970年代，新加坡少说也有230余家华文书店，其中以大坡一带的桥南路、克罗士街、牛车水、厦门街、直落亚逸街，以及小坡一带的桥北路、启信街、维多利业街、密驼路书店最多，逛书店的人潮也最集中。
当时桥南路上有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东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华侨书局、商务印书馆、星洲书店（星洲书局）、建生书社等11家书店。克罗士街上是光明书局、开明书局、现代书局、马华教育用品社等14家。牛车水一带则有惠合盛书局、再成发书局、海鹏书局、海陆书局、棠记书局、和记书局、志成书局、永成书局、东壁书室、广昌书局等10家。另外，厦门街及直落亚逸街一带也有四海书局、胜友书店、胜华书店、新知书店、远东文化有限公司、新文化机构6家。
在书店业的黄金时代，坐落在小坡一带的书局，大大小小约有40余家，可说是当年华文书店最密集之处，逛书店的人潮更不在话下。顺手举来，那一带的书局就有至今仍坚持营业的青年书局，已经消失的上海黑猫图书公司、中央书店、中国书局、南洋图书公司、南侨书局、学友书店、中华书局、大联书局、星联书局、学生书店、星期书店有限公司等。每到星期六，小坡各大书店挤满学生，其中更有不少南洋大学的学生特地从云南园坐车到小坡买书。
若论规模，当时的“上海”“大众”“商务”与友联书局都属于小坡一带的大书店，但因为种种关系，这些书店数十年来几度迁移，如自1925年开业至2009年停业的上海书局，开始时是在桥北路13号开店，1929年迁移至桥北路349号，1972年搬迁至维多利亚街81号，一直到1990年迁往百胜楼至2009年停业。
商务印书馆1915年在桥南路172号开业，1962至1992年，长达30年的时间在桥北路309号营业，1992至2002迁至维多利亚街81号，2002年之后，商务印书馆再从IMM中心（2002-2007年）搬迁到国泰大厦（2007-2009年），2002年并在桥北路设立分店 ，却于2012年全面结束零售业务。
1954年创业的友联书局 ，先后在红灯码头、桥北路303号、勿拉士峇沙路 、469号桥北路营业，1981年，友联书局迁至百胜楼3楼至今。
和一再搬迁的“上海”“大众”“商务”不同，1936年创立的大众书局，除了分店之外，多年来一直固守桥北路老地盘。
书店较集中的其他地方
除了大坡、小坡之外，全岛书店较集中的地方还包括美芝路、丹戎加东、武吉知马、惹兰勿刹、樟宜路，甚至远至裕廊都有书店打开大门营业。
美芝路黄金大厦的几家书店至今仍在一些人的记忆里，例如万里书局、文学书屋、前卫书室，另外还有巨贸易公司、顺成书局、百莲书屋等。其中创立于1973年，前身为万里文化企业公司的万里书局在市场立足了38年，终于也在2011年画上句号，走入历史。
由作家英培安开设，吸引了不少文教界人士上门看书、买书的草根书室早在70年代未至80年代初期曾在惹兰苏丹布业中心营业，1995年才在桥北中心重新营业。
也许因为靠近中正中学、德明中学、育英中学等著名华文中学的关系，丹戎加东一带也曾经出现多家书店，包括好莱坞戏院附近的少年书局、加东书店、百友书店、绿洲书店、新友书局有限公司、新地书店、世界书局等。
武吉知马的美世界中心、武吉知马大厦一带也不乏书店的踪影，记忆犹新的有长河书局、小岛企业书店、山图书公司、南光书局、草原书报社、赞兴书局、大地书局等；樟宜路上的宇宙书局、樟宜书局；后港一带的后港文具公司、学习书店、南岛文化服务中心等；惹兰勿刹的天天书局、有昌书店、华联书局；三巴旺的三巴旺书局、金城书局，以及大巴窑的金城书局、新路书局等仍在一些老一辈居民的记忆中。
另外还有远在裕廊的志强书局、适用书局及茂利书局。其中志强书局位于裕廊的永光路，那一带的居民自小就在那里购买杂志与文具。
南大催生了华文书店？
1950年代中期，不约而同先后有不少华文书店纷纷开业，水涨船高，1955年创办的南洋大学似乎也催生了那个年代大大小小的华文书店。
2005年结业的学生书店，正是开业于1954年，走过50年岁月的学生书店，经历过新加坡书店业的黄金时期，也经历过从小坡桥北路搬迁至美芝路第16座组屋的变迁，虽然自1980年代以后，营业状况一年不如一年，学生书店却仍积极求存，直到2005年店屋被征用，才不得不结束营业。
学生书店创办人之一的王书明透露，多年来，他是和书店的另外两位创始人萧葆龙和陈德美一起经营书业，三人都曾在世界书局工作。
学生书店就如其名，顾客以学生为主，书店规模虽然不大，但从课本到课外读物、杂志、文具，凡书店应有的东西，几乎都可在学生书店买到，此外，学生书店代理的杂志也多，数十年来吸引了许许多多学生在书店里看书、买书。
偷龙转凤卖禁书
无独有偶，当年以卖“禁书”见称，坐落在密驼路的南大书局同样成立于1954年。书局创办人张浪辉说，书店取名“南大”，的确希望“南大”二字会因南洋大学的缘故而引人注意。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来自中国的书籍有许多都会被列为禁书，即便世界名著和中国名家的作品也会因“出版说明”中提到毛泽东三个字而被列为禁书。
张浪辉说，那个年代也是人们求知若渴的年代，为了满足读者的求知欲，南大书局经常通过“偷龙转凤”的方式引进不少来自中国大陆的禁书，同时，还出版了本地作家的作品，包括谢克的《困城》、苗秀的《年代和青春》、钟祺的《自然的颂歌》这些能反映新加坡现实生活，带有批判精神的作品。
张浪辉说，“我们经常‘偷龙转凤’，在禁书被押运回中国的过程中，偷偷将邮包里的‘禁书’和其他图书调换，再送回书局，悄悄卖给顾客。”
南大书局名人出入
在不断“偷龙转凤”之下，南大书局渐渐以卖“禁书”出名，吸引了各方人马闻风而至。张浪辉说，当时担任南洋大学校长的林语堂也两度光临南大书局，林语堂第一次选购了几支毛笔；第二趟买了一本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
另外如当时的职工领袖林清祥和蒂凡那都是南大书局的常客。张浪辉说，“林清祥和蒂凡那都喜欢看书，蒂凡那爱看《红楼梦》《西游记》等中国古典文学英译本，林清祥则爱看中国古典名著连环图，但两人都没什么钱，常在书店里看书，有几次，林清祥与蒂凡那为了阅读新到的书，还在书店打烊后，睡在书店外面的长凳上。”
由于书店的大股东去世，南大书局在缺乏资金下，于1958年结束了营业。
为“我的书店记忆”出力
“我的书店记忆”将把收集到的书店记忆，通过举办回顾展，以及集结成一系列的纪念性刊物等方式，让更多新加坡人对本地书店业的过去有所认识。本地书店业者包括大众书局、纪伊国屋书店、时信书局及Basheer Graphic Books将参与新忆工程之“我的书店记忆”活动。“我的书店记忆”主题活动也得到新加坡国家书籍发展理事会的支持，新加坡报业控股为这项活动的指定媒体合作伙伴。
周星衢基金执行董事曹蓉说：“我们恳切期望更多书店、更多的有心人士参与这个活动，为新加坡书店业的集体记忆搜集出力。 ”
世界书局的邮购业务
新华文化书局创办人杨善才一辈子从事书店业，在自立门户开办新华文化之前，曾在世界书局任职26年。杨善才笑称，“世界书局是本地书店业人才的培养中心”。只要数一数，前世界书局员工开设的书局就有学生书店、海鹏书店、中南书局、新陆书局、侨光书局、新育书局、育才书局、群育书局、东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香港贸易出版有限公司、大书局、语文出版社、加东书局及新华文化。
杨善才说，书店业盛极一时的年代，图书邮购曾经是非常盛行的购书方式。世界书局从1954年开始邮购业务就非常红火，邮购服务的对象是世界书局的“基本读者”。要成为“基本读者”很简单，读者只需在世界书局的户头存入叻币二元五角，退出会员时，原银奉还。会员每月会收到邮寄的《读书与出版》，里面除了刊登读者投稿，新书讯息，还附有一份购书目录，供读者按照目录邮购书籍。
高峰时期，世界书局图书邮购的基本读者人数超过一万人。那时的读者有很多是马来亚、文莱及印度尼西亚的华侨。由于当时印尼政治局势的关系，华人只能通过邮购的方式来购买华文图书和杂志。通过《读书与出版》及邮购服务，世界书局和广布在东南亚的基本读者群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平台。
张浪辉说，书店取名“南大”，希望“南大”二字会因南洋大学而引人注意。
杨善才说，书店业盛极一时的年代，邮购曾经是非常盛行的购书方式。
学生书店创办人王书明曾在世界书局工作。
Source: 联合早报 © 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Limited. Reproduced with per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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