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岁前，他是国立大学讲台上的历史学者，专研亚洲国际关系；50岁后，他出家为僧，在晨钟暮鼓中追寻更深远的生命答案。对释传圣法师来说，修行是修己以利人。如今，他在新加坡佛学院教授佛法，以另一种形式延续对生命意义的探索。
63岁的释传圣法师（俗名萧绪兴）曾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副教授，在历史讲堂上站了26年，专研亚洲国际关系，指导学生、推进学术研究，岁月在书本与讲义之间悄然流转。如今，他披上僧袍，天未亮起身，诵经、静坐、修学，也教导佛学，日子如清水流过，寂静而澄明。
释传圣是光明山的法师。他在51岁那年，出家为僧。
“我并非从年轻时就立志要出家。”眼前这名带书卷味的法师在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以英语淡然地说起转折。“二三十多岁时，我和大家没什么不同，很专注在学术生涯，热爱教学与研究。”
人生的航道缓缓转弯，是在释传圣步入40岁之后。十年间，他不再满足于既有的成就，开始追问生命的意义：人活着，为了什么？
那是一个缓慢但深刻的觉醒。他开始接触佛法，从阅读到修习，佛教不再只是哲学课堂的一门学问，而成为他生命的一扇窗。他回忆，年少时家中的信仰，之后接触到儒家思想，大学时代选修佛教哲学，也为后来的因缘埋下伏笔。
出家决定获家人祝福
50岁那年，释传圣毅然决定提前退休。他想，也许可以投身社区、社会服务，为自己顺遂的人生回馈些什么。就在那一年，他报名参加光明山组织的十日印度灵修之旅，目的地是菩提伽耶——佛陀证悟之地。
“出发前，我在本地剃发。到了菩提伽耶，那里的气场让我深受震撼。回来之后，我认真思考，既然已打算提早退休，也许出家，是我可以走的一条路。”当时他已年届五十，心中忐忑，不知是否还有寺院愿意接纳他。他露出一丝微笑说：“幸而光明山的住持广声法师非常开明，给予充分鼓励。”
放下，不是逃避，而是转身。出家，并不意味着割舍亲情。他坦承，最初确实担心家人的反应，但父母、三个哥哥和妹妹都给了他满满祝福。他带感激地说：“他们说你放心出家，我们会照顾爸妈。有了他们的祝福，我才有底气踏上这条路。”他一直是单身，这也让出家的决定比较容易一些。
释传圣仍与家人保持联系。僧人修慈悲与包容，怎可能与亲情割裂？“只是表达方式不同了，关心还在，依附却慢慢放下。”
执着最难放下
放下，正是释传圣在佛法中体会最深的功课。
“佛教讲的‘放下’，不是把东西丢掉，而是放下内心的烦恼与执着。”他说，学术生涯本就简朴，物质并非负担。真正难放下的，是“我执”，是对身份、成就、分别心的执着。
“很多痛苦源自‘我’。我和你不同，所以争；我比你高，所以傲；我想要，所以贪。所以要放下的，是那个‘我’。”
出家，不是逃避社会，而是服务众生。“有人认为出家是逃避社会，其实正好相反。”释传圣说，修行的目的，是修己以利人。提升自己，才更有力量去帮助他人、服务众生。
释传圣现任教于新加坡佛学院，负责教授佛学课程，学生多来自斯里兰卡、柬埔寨、越南等地，没有本地生。“他们多半英文程度有限，因此佛学院安排他们先上两年英文强化课程，再进入学士班。”他因材施教，也感佩学生的努力与虔诚。“他们很用功，也很有愿力。我希望能把在大学累积的教学经验，用在这里。”
为何本地年轻人不想出家？释传圣说：“我觉得是因为生活太好了。这不仅是在佛教，全球宗教里凡是要求独身修行的体系都在萎缩。”
理解佛经不受限于语言
从国大校园走入佛学院，释传圣深刻体会到“知识”与“智慧”的不同与融合。“国大强调批判思维与学术训练，但在佛学院，我们也强调伦理修养与灵性成长。知识与智慧并不冲突，反而互为补充。”他相信，当学识与修行结合，僧人们回到自己的寺院后，才能成为有承担、有智慧、有悲心的引导者。
有些人认为，《金刚经》等的中文译本更原汁原味地保留了佛教哲理。被问及中文不好，会影响个人研究佛典吗？他从容地回说：“各佛教传统使用不同语言，而主要经典已有高质量英文译本，也有许多诠释与注解。在理解佛经时，我们既要看到它的历史语境，也要结合当下社会的需要，去提炼其对现代人的意义。所以只要有批判性思考，语言不是障碍。”
回顾这趟转身之路，释传圣眼神发亮地说：“如果能对从前那个在讲堂上讲历史的自己说一句话，我会说：恭喜你，迈入人生另一个阶段。”
释传圣在国大度过了30年——四年求学，26年教职。他主修历史，专研东亚与东南亚之间的互动等，一度是国际史领域的专家。但人生，不该只是一种成就的堆叠。出家后的他无悔，如今晨钟暮鼓之间，看似离尘，却更贴近人心。他仍参与公共事务，是社会和谐国际大会（ICCS）的顾问之一，贡献他的历史与信仰视角，为社会的多元与包容，提出见解。
可见，释传圣的人生，从讲坛到禅房，只是换一个方式，继续走一条“利他”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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