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维介：繁体字缘

周维介：繁体字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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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10-17

规范化的简体字，不待官府推动，其书种已悄然在书香里与繁体书籍你侬我侬，仿佛餐桌上是刀叉是筷子，读书人都能过日子，简或繁，皆可饱足精神肠胃。

我从小学到大学就读华校，目之所触、笔之所写，是繁体字。直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我踏入社会，中小学课本全面改用中国官方发布的简体，华文报循序渐进，完成了简化任务，本地纸版书籍也同步迈入简体印刷时代。父亲南来前高小毕业，读了一甲子华文报，突然面对报上的简体字，我问他可读得通？他点头说“通”。意思是对看字词上下，文意的把握八九不离十。

1970年我上大学，声韵学、文字学与训诂学的内容，从《尔雅》、《说文解字》到《广韵》，都未及简体字。那时中国仍在文革里虚度光阴，系里老师开出的参考书单，几乎全是繁体印刷的著作。繁体一枝独秀，俨然主流。即便如此，那年头的图书馆与依然枝繁叶茂的华文书店，已经繁简并蓄。读者虽不曾系统地学过简体字，但在书架间穿梭，繁简自便，无明显的水土不服。规范化的简体字，不待官府推动，其书种已悄然在书香里与繁体书籍你侬我侬，仿佛餐桌上是刀叉是筷子，读书人都能过日子，简或繁，皆可饱足精神肠胃。

简体字降世，让人亦喜亦愁。愁它失去了结构美、形体美。有些简化字，原有的形意双双失守。“面粉”的“面”，原形为“麵”，左边的“麥”，与谷类牢牢挂钩，视觉上已可“望文生义”；“毛发”的“发”，繁体真面目是“髮”，部首为“髟”——字形透露了毛发之意，还散发着汉字的美学芳华。

汉字化繁为简而叫人喜，主要是笔画打了折，书写省力。某日我与损友们聊繁体，有共同的写字记忆：小学生写汉字，本子上的格子随年级晋升而逐步变小，一个格子填写一个汉字，且不得越雷池一步。一年级从大方格起步，轻松两年后，中方格横陈眼前，便犯愁了，老是担心笔画二十以上的方块字，该如何纳入明显缩小的格子里。

那年头小学生写汉字，一写是一整页。“写到手酸”，是大家共同的叹息。遇见“鬱”（郁）字，笔画直逼三十，要把它填入中方格里，必须立马削尖铅笔，来一口深呼吸，才战战兢兢下笔。任务完成，定睛一看，页面像似一片茂密的热带雨林。朋友忆述此景，调侃自己当时像《最后一夜》里所唱——“哭倒在露湿台阶”。与昔日相比，当今学子的写字量，已是优惠价，起码三折起跳，而那该死的小方格，早已被逐出了华文学习的领域。

曾有老华校理工男问我简体的简化方法。《新华字典》内收汉字万余，而《简体字总表》有2236个简体字。它由繁化简的方式，包括偏旁的改变，比如“言”字旁，变脸成“讠”，“食”字边，化身为“饣”；要不，干脆以同音或近音字代替，以“丑”代“醜”，以“苹”替“蘋”；或选择把行书、草书楷书化，于是“壽”成“寿”，“應”成“应”。

新加坡推行简体字，也非一步到位。1969年发布的《简体字表》，与中国颁布的两千多简体字有别。这份字表，只有502个简化字，且其中的67个，未见于中国的简体字表，被称为“异体简化字”。这502个简体字，于1976年退出了语文江湖。

1970年代前四五年的本地华文课本，以独门502简体字刊行，不想遇上了些许困扰。比如，当时一般的中文打字机打不出那几十个异体简化字；又如，学习502简体的小朋友，阅读外地简体读物时，或有困难。因为他们所学的“要”字，是“上又下女”而不是“上西下女”结构；“信”字是“左人右文”，不是“左人右言”。

繁体或简体，各有拥趸。繁体已属小众，至今仍存活于我们周边，小贩中心的摊位招牌，仍有繁体的身影；报纸上的讣告，也不时出现繁体字。两三个星期前，有读者在《联合早报》交流版发声，质疑国家图书馆“为何还要大量买进那么多繁体字书籍？”；“这群体（指繁体读者）目前还剩下多少？”

数据会说话，有时也掩人耳目。以掌握繁、简字体的人数多寡来断定问题，不慎会有认知盲点。当前纯受简体字教育的中青一代，多少人仍持续阅读中文？在繁体文字丛林中长大的老朽们，反而至今仍乐于阅读华文读物——老兵不死，只是凋零——麦克阿瑟将军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