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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4-11
谢伟铿
在近期举办的科技圈子活动中，为企业咨询时，见到不少公司在办公室使用率、同事现身在办公室等问题方面，都极为头痛。
有编程开发公司在可容纳300人的办公室，恒常只有三位同事上班，其余的，不是辞退了，就是回自己国家远程工作，尽可能都不回新加坡。有品牌代理商的资深员工很久才回办公室一次，较新进的员工，虽然合约写明一周要回办公室五天，以为可方便管理，但很快就跟资深员工看齐，绝少回去办公。当然，这是中小企业和本地雇员不多的跨国公司常遇到的困难，在政府、与政府紧密联系、服务业、受规管的行业如金融领域，问题较少。
人们不禁会问，炒人再请新人取而代之，不就好了吗？问题是，一来拒绝长期待在办公室的人太普遍，就连中层管理者都不会以身作则；二来不少公司的赚钱部门靠外来员工贡献，本地人炒一个少一个，就不够配额了，会被人力部警告，有点无可奈何。
在数据上，就业市场出现不少有趣现象。一方面，新增职位空缺创新高，尤其是资讯通信、金融、专业服务以及健康与社会服务业、服务生、清洁工和商店销售助理，都长期缺人；另一方面，裁员潮持续，失业人数亦慢慢上升。与此同时，有社会新鲜人在网站Reddit指一星期44小时工作太紧凑，早出晚归到怀疑人生。留言网民则说每周工作六七十小时兼读书，才是新加坡新常态，又成为新闻话题。
对于疫情后新加坡职场新常态，整体有三点观察，都对本地企业运作产生颇大影响。
观察一：工时拉长
尤其白领本地家长，早上6时起床，7时半前把子女送到学校，换言之，极多本地家长在早上六七点，用手机处理一点公事，就载小朋友上学，之后八九点吃早餐，到下午四五点接孩子放学，中间断断续续平衡家庭与工作，到深夜十一二点就寝。可见，朝六晚十一都会收到工作电邮是常态。比起以往，好多新加坡人办公时间都延长了。问题是，工时延长，效率有没有提高呢？
外地来的员工对这种“拉长战线”的工作模式，当然有意见，但碍于工作准证限制，则尽量噤声。
观察二：更多白领坚持在家工作，或在外地工作
疫情后在家工作已是全球新常态，新加坡也不例外。前两年好多公司都希望逐步鼓励（或强迫）员工由一星期到公司一两日，转为三四日，但两年下来，除了银行、传统小公司，其他行业都难以推行。无他，连中高层自己都不肯每天舟车劳顿，因此阻力更大。大量外来高薪管理专才，更常要求长假期时飞回老家，就算公司决策人想看到办公室人齐都难。
反而有个趋势，不少白领在星期四晚、星期五飞到泰国、越南、菲律宾玩个长周末，星期日晚凌晨返回新加坡；更多人在周五六日去马来西亚柔佛享受美食、按摩、以及汇率差异带来廉价而相对高素质的消费。星期一和星期五声称在家工作（还是休息？或实际上在海滩开线上会议），星期二三四才选日子回办公室。
观察三：外国人工作生活更见困难
本地人还有（杯水车薪式的）生活补贴，但基于保护本地人就业的措施，例如要请一定比率的本地人，才可以请小部分外国员工，所以本地人饭碗相对稳定，而外地人要在经济不明朗的阴影下保住一份工，令自己同家人可以留在新加坡，就要更拼命工作，交出成绩。这导致不少企业的工作分配，外地人在自愿或被逼下，都要接受更高的工作量和要求。这成为颇独特的职场风景。
疫情前在新加坡工作的外国人，很多都没有再回来，好像大洗牌般。疫情后不少来到本地的，都是首次来就碰上租金高、子女国际学校学费奇贵、生活费上涨。但由于国际经济环境不稳，企业节约开支，外国人薪酬并不像疫情前有公司各种补贴，两三年下来发觉个人所得税率虽然低，但扣除开销后所剩不多。有移民、搬家公司便表示，搬回老家的外地人更多了，流失率高，企业运作难以顺畅。
职场变化大、变得快，而期望落差、生活费等死结，加剧了劳资矛盾，对企业管治确是挑战。
作者是数码科技从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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