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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July 8, 2026
吴俊刚：华族仍应优先学好华语华文
华族仍应优先学好华语华文t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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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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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俊刚专栏
华族仍应优先学好华语华文
我们本来就应守护本族的文化根源，方言文化是这个根源的一部分。但随着语言生态改变，华语华文才是主要的文化载体。但上述住户调查给我们发出了警示：面对英语的强势发展，华社仍须优先着力于确保年轻一代学好华文华语。
最近，《给阿嬷的情书》在新马两地热映，票房纪录可观，也引起关于政府是否应该放宽方言影片放映限制的热烈讨论。一部影片能引起这样的反应实属罕见，应该说，它既有故事的魅力，也有乡音的魅力，故事和乡音都能触动观众（尤其是潮州人）的乡情。那其实不只是一个阿嬷的故事，而是一整代早期南来移民“过番”的历史。对我们这些战后出生的婴儿潮一代而言，父母以至祖父母几乎都是那个时代的故事主角。
我们这一代的父母和祖父母辈讲的都是祖籍方言，因此自然也成为我们的家庭语言。很多人其实在进入小学之前都不懂什么是华语和英语，都是从一二三和ABC学起。这种方言在家庭中根深蒂固的情况，直到1979年展开讲华语运动后，才发生重大改变。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方言已经明显没落。但尘封已久的侨批故事，历史感超越语言，一经影片渲染，还是能迅即使老一辈人的心情激动起来，因为大家是感同身受。其他年龄层的观众也很容易被动人的故事情节感染，因为家中都有来自那个时代的长辈。
现实中千百万过番南来的阿公阿嫲的亲身经历，其实比电影情节复杂得多。但侨批是共同的记忆，因此能引发共鸣。我们也可以想象，他们感受到的肯定不只是情义，更多的也许是身世的坎坷，以及当年离乡背井的悲伤记忆。相信他们也都会感到，虽然命途多舛，最后能苦尽甘来，在这方土地安身立命，仍是不幸中之大幸。
无论如何，过番的一代人毕竟多已故去，硕果仅存者也都垂垂老矣，伴随他们从遥远故乡而来的乡音也渐疏渐远。1979年推展的多讲华语，少讲方言运动，无疑加速方言的没落。这可说是老一辈人为了华语和双语教育政策做出的牺牲，包括无法和只懂得华语和英语的孙辈有效沟通。但我们已无法走回头路了。
新加坡统计局6月30日公布的2025年综合住户调查指出，以英语为主要用语的家庭比率，从2020年的48.3%上升至58.1%。主要使用华语的家庭比率，则从29.9%下滑至26.6%，常说方言的家庭则从8.7%进一步缩小至4.9%。过去五年间，在家中主要讲英语的本地家庭占比，从未过半增至近六成；以三大种族母语为主要用语的家庭则全面下滑，凸显英语作为新加坡家庭最主要用语的地位进一步巩固。虽然多数讲英语家庭并未完全放弃母语，八成仍会同时使用至少一种母语或方言，但已经沦为从属地位。长此以往，对后代会有怎样的影响，值得深思。
然而，这就是当前我国语言环境的实际情况，和几十年前家庭语言以方言为主的语言生态迥异。在那个方言占主导地位的时代，方言戏曲也特别流行。老一辈潮州人特爱潮州戏，因此，本地曾一度出现多个知名的潮州戏班，有众多的“戏鲨”（或称鲨鱼，即现在所说的戏迷或粉丝），但随着语言环境改变，生存土壤渐渐流失，戏班也相继凋零。
1960年代中国潮剧电影风靡狮城
建国一代人也许都记得，1960年代初期被制作成电影的潮州戏，曾在本地掀起一阵看戏热潮。大约从1959年到1965年之间，来自中国的潮剧电影几乎每一部都反应热烈，如《火烧临江楼》《陈三五娘》《苏六娘》《告亲夫》《韩江花似锦》《如燕迎春》《刘明珠》等，虽然是古装戏，却风靡狮城，潮州戏迷为之疯狂。苏六娘还成了美妻的象征，故有两句俚语云：要吃好鱼白腹鲳，要娶好某（妻子）苏六娘。《苏六娘》在新加坡首映，创下连映72天的纪录。饰演苏六娘的女主角姚璇秋也成了家喻户晓的明星。有些戏迷据说连看几十场的《苏六娘》也不言倦，真是痴迷至极。
不过，在1965年之后，这股潮剧电影热潮便戛然而止，原因是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长达10年的政治运动，其实也是一场文化大浩劫， 它不仅摧毁本地人喜爱的传统潮剧，也几乎切断了源远流长的侨批活动。有人说，对于潮汕地区而言，文革几乎是侨批制度走向终结的重要转折点。侨汇原本是潮汕等沿海地区的重要经济支柱，但文革一爆发，破四旧、斗资产阶级等，有海外亲属的人变成批斗对象，谁还敢谈什么亲情和情义。侨批的出现、发展和中断，背后是复杂多变的政治。无论如何这也已成了历史。
历史的发展总是反反复复，随着政治风向转变。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今的中国政治又是一番新景象。但本地众多潮人痴迷追捧潮剧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给阿嬷的情书》的出现可谓有点突然。它不是传统古装潮剧，而是现代影片，只是原音为潮语而已。对观众来说，它的主要吸引力在于故事题材极具时代感，是千万海外华人因政治、贫困、战乱等因素漂洋过海经历的写照。
从截至目前为止的本地票房来看，多数人看的还是华语配音版。因为原音版受到方言播映限制，场数有限，这说明好的艺术作品自然有其感染力，而众多观众奔赴戏院欣赏，甚至从头哭到尾，无非也就是被故事感动。这和当年万人空巷追看潮剧电影是一样的。
阿嬷电影掀起一股少见的电影热潮，似乎也激起一些人对学习方言的兴趣，以及追根溯源的热情。这是好事，但能持续多久，还有待观察。我们本来就应守护本族的文化根源，方言文化是这个根源的一部分。但随着语言生态改变，方言能起的作用已经大大减少。华语华文才是主要的文化载体，也是华族学生在学校必须学习的母语。
但上述住户调查给我们发出了警示：面对英语的强势发展，华社仍须优先着力于确保年轻一代学好华文华语。有能力和兴趣的人，当然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多学方言甚至其他语言，锦上添花。新加坡是个多元种族社会，也是个有利于国人学习及掌握多种语言的有利环境，通晓多语向来也是我们的一种优势，每个人最低限度都应学好英语和母语，既掌握谋生语言，也守护好文化的根。面对华语在家庭的地位不断流失，华社更应集思广益，加倍努力，从各方面帮助下一代学好华文华语。
作者是前新闻工作者、前国会议员
吴俊刚
Tuesday, July 7, 2026
梁秉赋：从留学生看美利坚与中华（下)
供订户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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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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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出版于美国的中文日报曾报道说，从1970年代末至1990年代中，美国的外国留学生之中，来自中国大陆的“总数高居各国榜首”，达25万。美利坚何以与中华的现代化进程至有渊源，学界的这些研究，当有助于我们思考。
叶维丽在著作中还提出一个甚有意义的观察：留美中国学生从他们的专业学习中，孕育出一种专家的身份自觉。由专业结社而成的组织于20世纪初在美国社会中已发展成熟，中国留学生浸濡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中，在求学年代就积极组织以各自修习的学科为基础的专业团体。他们回国后，更将专业社团的网络和活动带回中国。
比如，一群学习工程专业的留美中国学生、实习生和合格工程师，于1917年12月在纽约市创立“中国工程师学会”。1923年，该会许多成员已回到中国，学会活动的重心也随之转移到中国，会员人数也从1923年的350人，跃增至1930年的1730人。其实，在约莫同时的1913年，中国国内也成立了一个“中华工程师会”，并在两年后易名为“中华工程师学会”。它是由原先三个与铁路工程有关的团体在汉口合并而创立，且公推詹天佑为会长。1931年，这个学会和由留美学生创立于纽约的中国工程师学会合并为一，且仍以中华工程师学会为名，实意义深长。当可视为留美的这一批生力军，主动归流夯实了中国本土的专业梯队。合并后，这一专业团体一步步发展壮大，蔚为辖有15个隶属分会的专业组织。在这个过程之中，留美归华的人才一直是该会的主干及领导层的核心。1940年，它还成功争取到将每年的6月6日定为“工程师日”，使之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个以特定专业为名的全国公定假日。到了1949年，这个专业团体的会员人数已达1万6717人。
虽然民国政府在1939年停止向列强缴付庚子赔款，但此举并没有中断中国学子负笈美国学习先进知识的进程。据李宏山出版于2008年的研究“美中教育交流：国家、社会与跨文化关系，1905-1950”（US-China Educational Exchange: State, Society, and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1905-1950），那是因为为支援中国抗战而于1941年在纽约市成立的“援华联合会”（United China Relief），在1943年秋及时地将一笔高达华币一百万圆的款项，拨付给当时负责管理庚子赔款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本书还指出，美国在二战期间，也积极协助安排中国在美留学生到政府和私企单位工作或实习，以及到公立学校教中国历史、文化和语言课，以便让他们既能累积实际经验，又可在经济上自立。提供工作机会的美国政府单位，就包括国会图书馆、农业部、财政部、人口普查局及内政部等。在1945年至1950年间，更有为数约达整万名的中国学生、学者和研究与技术人员来到美国进修。二战结束以后，美国国会通过一项由阿肯色州参议员富布莱特所动议，旨在促进美国与世界各国之间教育交流的法案（Fulbright Act of 1946）。举世闻名的Fulbright奖学金由此而生，至今已让全球160余国近40万名大专师生受益。其中，专用于促进美中教育交流的条款（bilateral Fulbright agreement with China）其实于1947年即已启动，可惜的是它在1949年8月被搁置。
不过，在政府之外，美国民间的基金会和专业团体，也有特别用心于资助美中教育交流者。其中就包括卡内基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亨利·卢斯基金会（Henry Luce Foundation），以及美国学术协会理事会和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它们通过资助美国的大学、学术及专业团体如亚洲研究学会的教学与科研项目，来达成其宗旨。在冷战及后冷战时期，这些资助对海峡两岸的中国学者与学生在美国工作或求学，曾发挥关键作用。欧洲国家之中（包括苏联），在这方面实未有能与美国相提并论者。
物换星移、时移势易，美国富布莱特项目（The China-US Fulbright Program）在1985年又获重新启动，被中美教育协定正式纳入教育交流范畴，遂造就美中学人交流互访的另一段荣景；也适时地为邓小平时代开启的留美大潮推波助澜。一份出版于美国的中文日报曾报道说，从1970年代末至1990年代中，美国的外国留学生之中，来自中国大陆的“总数高居各国榜首”，达25万。
美利坚何以与中华的现代化进程至有渊源，学界的这些研究，当有助于我们思考。
世人近忧美中交恶，双方何以自处？历史的纵深，或能给予我们些许启迪。
作者是历史学者、曾任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会长
梁秉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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