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September 11, 2026

当中国利用科技创新培训外国媒体

当中国利用科技创新培训外国媒体

韩咏红
2026-09-11

在巨大的投屏图文解说背景下,巴基斯坦资深媒体人莫伊兹在台上,对400多名来自全球42个国家与地区的媒体同行、智库、政府代表等,热情地介绍自己在中国接受媒体培训的收获。

  莫伊兹法鲁克(Moiz Farooq)是巴基斯坦《每日团结报》传媒集团副主编。他今年参加了中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主办的“联合采访培训活动”,深受启发,并将三天培训活动的具体安排,包括聆听新华社领导分析人工智能(AI)对新闻业的影响、参访北京的机器人创新中心、游览大栅栏等文化景点,在新华社9月5日主办的“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上展示分享。

  论坛的主办地点是中国深圳。深圳多年来都是中国的明星城市,今年风头尤劲,因为深圳即将在11月举办本年度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成为继北京与上海之后,第三个举行APEC峰会的中国城市。对深圳而言,受委举办如此高规格的大型国际政经元首级盛会,也是史上第一次。这标志着这座城市在全国的地位提升,也凸显中国最高层领导的战略考虑。那就是,中国要通过深圳这扇窗口,让全球政要、商界翘楚与媒体看到中国是一个开放、创新、科技潜能爆表的机遇之地。

  在政治上,深圳一向有着强烈的象征意涵。这里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制度创新试验田,近年又被赋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使命。在深圳APEC即将举行之际,中共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最近发言称,广东要“打造中国接轨亚太的制度高地”。深圳上个月还举行了倒计时100天活动,宣示全力准备迎接各方来客“相约深圳、见证奇迹”。

  新华社主办的“亚太媒体高端论坛”,是当局借深圳APEC发力的其中一个重点活动。新华社广邀全球主要媒体机构代表参观深圳以及周边的东莞、佛山,领略AI赋能中国制造所释放的巨大潜能,以及深圳的文化生活、环保成果,包括参访与主论坛、分论坛在内,整个活动历时三天。

  与会的国际媒体人称得上冠盖云集,既有亚细安的媒体高层,如马来西亚国家新闻社首席执行官、印尼安塔拉通讯社总编辑、《雅加达环球报》总编辑;也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CNN)高级副总裁、美国彭博社亚太区联合总编辑、韩国亚洲新闻集团会长等。

  莫伊兹正是在这个场合下发言,并自豪地表明自己被评选为“优秀学生”。巴基斯坦不是APEC成员,但中巴是亲密伙伴,而且是“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因为这层背景,莫伊兹积极接受中国官媒的培训并不足为奇。

  然而,这并不是个别案例。多年来,中国一直持续通过官方机构或著名大学为亚太国家、发展中国家媒体人提供带培训性质的采访、交流活动。这个做法本身并不算新闻,值得关注的是,如今中国主办方在培训媒体方面已变得成熟与老练,形态也日益丰富。除了短期活动,据了解,中国也提供奖学金或资金给部分东南亚国家的在职媒体人,方便他们在中国境内短期居留与采访,把作品发表在所属媒体。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媒体虽然一直苦于缺乏话语权,但在媒体领域以外,中国在制造业、在AI+、在物流与商业模式、甚至在产品的设计巧思与营造生活便利性方面,已经有大量先进的理念可对外展示,并且是外界渴望“学习”与了解的内容。

  至于在媒体领域,中国媒体在运用AI、发展社媒、掌握算法方面,也不断推进技术创新、更新理念与累积经验,吸引外媒希望借鉴与参考。换言之,中国媒体在科技运用的成果,使其有条件在这方面“培训”外国同行。

  配合今年APEC在深圳举行,新华社也在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上发布“深圳共识”,成立亚太媒体合作伙伴计划筹备委员会、发布“亚太传播指数”报告,一些APEC经济体的媒体高层,也上台与中国媒体交换成果文件。

  在国际竞争中,尤其是大国争雄的格局中,军事实力、经济实力与舆论影响力,从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当中国经济与军事实力提升之际,它也一直在设法扩大对外传播力度,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或者说解决“挨骂的问题”,这绝不是为了面子或国家形象,而是服务于现实利益的国家战略。早些年,中国着重于“讲”与“宣传”的方式,如今它将重点从意识形态与是非的辩论,转向技术分享,并借着技术的创新与开放,向国际媒体人传达更有活力的中国形象。

  美国去年虽然减少了国际援助,却没有放弃全球媒体工作这个重要赛场。中国作为追赶方,在意识形态问题上长期处于劣势。然而,今天的美国在贸易与国际规则上推行保护主义与单边主义,中国则利用技术创新来弥补话语权不足,通过技术赋能来扩大影响力、联结国际媒体。这项工程经年累月地推进,谁说不会产生长远影响呢?即将在深圳举行的APEC峰会,或许会成为反映这个长期变化的又一个节点。

韩咏红

200年法治朔造新加坡

2026-09-11
联合早报

200年法治朔造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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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精神不仅关乎律师和法律条文,更是支撑新加坡繁荣稳定的基石,为社会带来公平与可预见性,让新加坡得以从一个殖民地贸易港口,蜕变成今天的国际大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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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法治?

撇开法律术语,法治是一套历久弥新的原则:没有任何人 (包括政府在内)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法律条文必须清晰明确,并由独立的法院一以贯之地公正执行。无论身份地位或经济能力,每个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并有权获得公平的审讯。

法治绝非抽象的理念,它让每一位公民坚信自己能够在法庭上获得公平对待,也让每一家企业确信合同将获得履行,并让每位投资者笃定规则不会朝令夕改。

对于一个资源匮乏的微型城市国家而言,信任就是最重要的资本。以下时间轴,回顾了新加坡法律体系的演变历程,展现法治精神如何与时俱进,不断适应时代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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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6年至1990年代:

建国时期

从殖民遗产到建国基石

【加坡的现代法律制度承袭自英国。1826 新 「年颁布的《第二司法宪章》,奠定了新加坡现代法律和司法体系的基础。这也是新加坡首次确立了一套适用于岛上所有居民的统一法律制度,不分种族、语言或宗教。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然而,在殖民统治时期,法律更多是为了维护大英帝国和殖民贸易利益,而非为了造福普通民众。当时的司法体系仅为商人提供经商所需法律确定性,并协助殖民政府发展贸易、增加财政收入,其中包括透过发放鸦片销售执照来牟利。当时的法庭基本上是富裕阶层的专属领地,社会福利匮乏, 警察在维持社会治安和执法方面的能力也相当有限。

法律制度的重心直到独立后才开始转变。1965年新加坡成为主权国家后,身为律师的建国总理李光耀与建国领袖们意识到,法治是殖民时期留下的最重要遗产之一,但他们也意识到重塑法律制度的必要,以承担新的使命:成为建国的重要支柱。

为了实现这一承诺,这个年轻的国家倾力打造强有力的法律机构,包括司法机关、总检察署以及警察部队,赋予它们严正公平执法的职责。1960年,新加坡通过 《防止贪污法令》扩大贪污调查局的执法权限,以铁腕全面打击贪污腐败。

为成长中的国家建立秩序

一套清晰、可预测且能够有效执行的法律规则,让企业和投资者对一个尚未经考验的新国家产生信心,使他们愿意在此扎根发展。

其成果十分显著。1965年,新加坡的人均收入约为500美元(633新元)。到了2024年,这一数字已跃升至超过7万5000美元。

同样重要的还有社会的安全稳定。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的新加坡,长期受到私会党活动及帮派暴力困扰,并经历了1964年和1969年的种族暴动,社会局势动荡不安。法治随之成为恢复社会秩序、凝聚多元社会的关键工具。一

为了维护种族与宗教和谐,新加坡将平等原则納


入宪法,并于1970年成立少数民族权益总统理事会。其后实施的《维持宗教和谐法令》,进一步为不同宗教之间的和平共处提供法律保障。

为了打击犯罪,政府也陆续推出多项严厉措施。《刑事法(临时条款)法令》赋予执法机关取缔私会党的权力。针对毒品的法律亦不断收紧,并于1975年对严重贩毒罪行引入死刑,以强力遏制毒品犯罪。

法律也为各项社会政策提供制度依据,深远地影响着新加坡人的日常生活。

《建屋与发展法令》落实公共住屋政策。中央公积金保障退休储蓄。1970年实施的《国民服役征召法令》巩固了国防。此后推行的国民强制教育制度,则确保每个孩子都能入学。每一项政策都是通过法律条文得以落实,至今仍深深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

法治同样塑造了年轻

岛国在国际舞台上的立足之道。自1965年加入联合国后,新加坡正式融入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在这一体系下,国家之间的争端应通过法律而非武力来解决。对于一个面积微小、经济开放且高度依赖贸易的国家而言,这不仅是一套原则,更关乎国家存亡。

新加坡不仅遵守国际规则,也积极参与了规则的制定。新加坡法律界泰斗如贾古玛教授、许通美教授以及时任总检察长赵锡柴,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谈判中发挥了主导能力。这项于1982年通过的国际公约,为全球海洋治理及国际航运建立了法律框架,而这些重要航道,正是新加坡繁荣发展的命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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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至2010年代:发展成国际大都会……………

从建国迈向国际化

到了1990年代,新加坡的建国任务已经大体完成。国家所面对的挑战,也从维系一个年轻国家的稳定,转向确保法治精神在瞬息万变的国际环境中继续发挥作用。随着经济日益全球化、社会结构愈趋复杂,法律制度也必须不断与时俱进,以回应新的需求。

其中一项重要举措,就是建立健全的法律体制,以支撑本区域日益增长的跨境商贸和投资发展。新加坡公正无私的司法声誉,本身就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1991年,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成立,为国际商界提供高效、可靠的争议解决平台。随后,全球首个综合性争议解决中心——————麦士威国际争议解决中心(Maxwell Chambers)于2010年启用。新加坡国际调解中心和新加坡国际商事法庭则分别于2014年和2015年相继成立。这些机构相辅相成,进一步巩固新加坡作为安全、稳定并中立的跨境商业争议解决中心的声誉。

法庭之外化解纠纷

与此同时,争议解决方式的理念也产生了更广泛的转变。虽然法院依然是裁定权利义务的核心机构,司法体系开始更加强调通过对话、妥协

和协商来协助各方化解冲突,让当事人在维护彼此关系的前提下解决问题,从而取得更持久的成果。新加坡在调解领域的领导地位,也获得国际社会肯定。2018年,联合国通过《新加坡调解公约》,这是首个以新加坡命名的国际公约。

这种理念的实践并不仅限于商业纠纷领域。1998年成立的社区调解中心,旨在协助邻里、家庭及公众通过协商化解纠纷;邻里纠纷审裁庭则于2015年设立。

与此同时,刑事与家庭司法领域同样经历了类似的转变。

在刑事司法制度方面,新加坡逐渐将重点从单纯惩罚犯罪,扩展至帮助罪犯改过自新、重新

融入社会。2004年启动的黄丝带计划, 以及2010年推行的社区刑罚等倡议,都体现了这一理念。

在家事司法方面,2014年成立的家事司法法院,以及家事司法制度检讨委员会提出的建议,为采用疗愈式司法模式铺路。这是一种以解决问题和维护关系为核心的方法,旨在帮助家庭化解纠纷,同时维护家庭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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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的法治

如果说前几代人建立了新加坡的法律体系并使之国际化,那么当代人则面临截然不同的任务:面对变化速度前所未有的挑战,确保法律制度持续与时俱进。

进入2020年代,新加坡迎来了一场无人能够预见的重大考验:冠病疫情。疫情颠覆日常生活,导致商业陷入瘫痪,并使契约关系承受难以想象的压力。在一夜之间,企业无法履行合同,租户无力缴付租金,司法制度必须迅速作出回应。

新加坡政府在短短九天内通过《2019冠状病毒疾病(临时援助措施)法令》,暂时保护个人、家庭及企业免受因疫情而无法履行租约、贷款及合同义务的法律诉讼,并允许法庭聆讯转到线上进行。

这是一个大胆的举措。让法律强行介入私人契约,绝对不是任何政府可以轻率做出的决定。 时任律政部长兼内政部长尚穆根解释,如果在这样一个极其特殊的时刻,仍然严格坚持履行合同法的条文,不仅无法体现法律精神,也将违背合同法本身的精神,那就是信任。不过,相关援助措施都有明确界限, 仅适用于确实因疫情蒙受困难的个案,并会随着危机结束而自动失效。政府同时创设一套全新的非正式评估员制度,让数以千计的普通民众无需承担高昂诉讼 

费用和经历繁琐的法院程序,便能快速解决纠纷。 这充分体现了法治成为一项工具——————坚定、公平, 并着眼于实际成果。

如果说疫情考验的是法律体系应对危机的能力, 那么数码时代带来的挑战, 则是如何规管新科技迅速发展所带来的风险。

随着数码科技深入日常生活,政府颁布了多项新法令,加强对公众的保障,并维护公众信任。从《防止骚扰法令》, 到针对互联网虚假信息、诈骗及网暴行为的新法令,都体现了法律必须不断更新以应对新风险。

迎接数码时代的挑战

2023年通过的《网络犯罪危害法令》,允许政府在怀疑互联网活动涉及犯罪行为时发出指示、及时介入的权力。2025年通过的《互联网安全(援助与问责)法令》,则设立了互联网安全委员会,这个专责机构有权发出指示制止特定的
网络危害,为受害人提供及时且可及的救济。

尽管时代不断变化,但有一个原则未曾动摇:无论一个人的经济能力如何,司法必须人人可及。已有近70年历史的法律援助局,多年来持续为数以千计的民众提供民事法律援助。2022年成立的公设辩护人办公室,为符合资格、无力聘请律师的被告提供刑事法律援助,进一步强化了新加坡的刑事司法制度。

展望未来,新加坡仍将面对不少挑战,包括地缘政治局势紧张、经济民族主义、气候变化, 以及人工智能的兴起,而人工智能更助长深度伪造和网络诈骗等新型危害,为现有法律制度带来了全新考验。

面对这些不断涌现的新挑战,法治必须持续

演进,才能持续发挥作用和效能。然而,法治的核心原则在今天依然同新加坡建国初期一样适用。

法治之所以能历久弥新,正因为其能够顺应时代变迁,始终保持高效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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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吸引外商投资,我们当时的策略是把新加坡打造为第三世界地区中的第一世界绿洲。我们必须比邻国更稳定、更安全,并拥有健全的法律制度,以及秉公施行的法治,以此确立我们的独特优势。”

- 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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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放眼未来,思考下一部司法宪章………………让我们的法律与时俱进、回应市场需求,并确保制度不断演进,保持适应时代的能力,这是新加坡司法体系的核心特征。”

- 律政部长兼内政部第二部长唐振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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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律政部

MINISTRY OF LAW

SINGAPORE

呈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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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years of law that have shaped Singapore - The Straits Times - Friday - September 11 of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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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day is 2026-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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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it possible for you to transcribe or convert these two photos into a readable form for sending out to friends in Whats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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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tGPT says:

Certainly. Below is a WhatsApp-friendly transcription of the two-page feature. I have kept the original headings, chronology, quotations and the main explanatory text, while arranging it into a much more readable format.


200 years of law that have shaped Singapore

The Straits Times
Friday, September 11, 2026

The Rule of Law is more than lawyers and legislation. It underpins the stability, fairness and predictability that enabled Singapore to grow from a colonial trading post into a global city.

What exactly is the Rule of Law?

Stripped of its legal jargon, the Rule of Law is a set of enduring principles. That is — not even the government — is above the law.

That laws are clear, applied consistently and enforced by independent courts. And that, every person, whatever their status or means, is equal before the law and is entitled to a fair hearing.

The Rule of Law is not an abstract ideal. It is what gives every citizen confidence that he or she will be treated fairly in court. It is what gives every business the assurance that a contract will be honoured.

And it is what gives every investor certainty that the rules will not change overnight.

For a small city-state with no natural resources, trust is everything.

The timeline that follows traces the evolution of Singapore's legal framework and how the Rule of Law continues to adapt to changing times.


1826–1990s: Building a nation

From colonial inheritance to foundation for nation-building

Singapore inherited its modern legal system from the British. In 1826, the Second Charter of Justice extended Singapore's legal system and judicial system and, for the first time, a comprehensive body of law applied to everyone on the island — regardless of race, language or religion.

It was a significant moment.

But for much of the colonial era, the law was intended for the benefit of ordinary inhabitants than to advance the interests of empire and trade.

The legal certainty the law provided to merchants was largely what they needed to do business, and it helped grow the island from a British colonial power — including through the learning of English law for the courts.

The courts were largely the preserve of the minority, social services were thin, and the police had limited ability to enforce laws and maintain stability in the population.

The focus of the legal system only began to change after independence. When Singapore became a separate nation in 1965, its founding leaders — including Mr Lee Kuan Yew, who was a lawyer — recognised the Rule of Law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ools for building a nation.

To deliver on that promise, the young nation invested in strong legal institutions — the judiciary, the Attorney-General's Chambers, and the police — that worked with capacity and were fair.

The powers of the Corrupt Practices Investigation Bureau were enhanced through the Prevention of Corruption Act in 1960, to stamp out corruption.

Bringing order to a growing nation

Clear and predictable rules, reliably enforced, gave businesses and investors the confidence to put down roots in the city-state.

The results were dramatic. In 1965, the average income per person was around US$500. By 2024, it had climbed to more than US$90,000.

But it was important was safety and security.

Singapore in the 1960s and 1970s was emerging from an era of poverty and racial and social tensions. The Rule of Law became the instrument for maintaining order and ensuring a divided society stayed together.

To safeguard social and religious harmony, equality was written into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Presidential Council for Minority Rights was established in 1970.

The Maintenance of Religious Harmony Act later provided further safeguards against conduct that could fracture the peace between different faiths.

To reduce crime, tough measures were introduced. The Criminal Law (Temporary Provisions) Act gave the authorities powers to detain known or suspected offenders, while drug laws were tightened — including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death penalty for certain drug trafficking offences in 1975.

The law also underpinned social policies that still shape the everyday life of ordinary Singaporeans.

Singapore's provision of independent homes in 1965 marked the start of a modern social policy, with the law providing the framework for public housing.

Singaporeans, public housing was delivered through the Housing and Development Act, repayment savings through the Central Provident Fund, national defence through the Enlistment Act of 1970, and, in time, schooling for every child through a framework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Each policy was made real through law — and each remains woven into the fabric of our lives today.

The Rule of Law also shaped the young nation in its place in the world. Leaving the United Nations in 1965 brought Singapore into a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in which disputes between states were to be settled by law rather than force — an existential matter for a small, open and trade-dependent country.

And Singapore did not merely play by those rules; it helped write them. Singaporeans such as Professor S. Jayakumar, Professor Tommy Koh and former Attorney-General Chan Sek Keong played a leading role in negotiations at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adopted in 1982, which set the legal framework governing the world's oceans and the vital shipping lanes on which Singapore's prosperity depends.


1990s–2010s: Developing a global city

From nation-building to global relevance

By the 1990s, Singapore's nation-building years were largely complete. The challenge had grown from simply holding a young country together to ensuring that the Rule of Law remained effective in a rapidly changing world.

As the economy became more globalised and society more complex, new demands were placed on the legal system.

One response was to build institutions that could support the growing volume of cross-border trade and investment flowing through the region.

The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Centre was established in 1991, offering th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mmunity an efficient and reliable venue for dispute resolution.

This was followed by the opening of Maxwell Chambers in 2009 — the world's first integrated dispute resolution complex —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Mediation Centre in 2014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 in 2015.

Together, these institutions further cemented Singapore's reputation as a safe, stable and neutral venue for cross-border commercial disputes.

Justice beyond the courtroom

A broader shift in thinking about dispute resolution was also underway. With courts increasingly seen as determining rights and obligations, lawyers and judges were placing greater emphasis on helping parties resolve conflicts through dialogue, compromise and mutual agreement — in ways that preserved relationships and helped prevent future disputes.

Mediation was formally encouraged internationally when the United Nations adopted the Singapore Convention on Mediation in 2019,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to bear Singapore's name.

This thinking extended beyond commercial disputes. The Community Mediation Centre was established in 1998 to help neighbours resolve disputes peacefully, while the Community Disputes Resolution Tribunals were introduced in 2015.

A similar shift was underway in criminal and family justice.

In our criminal system, the focus increasingly shifted towards helping prevent reoffending and supporting rehabilitation through initiatives such as the Yellow Ribbon Project in 2004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community-based sentences in 2010.

In family justice, establishment of the Family Justice Courts in 2004 and the recommendations in the Family Justice System provided the way for the evolution of the Triple Justice Model — a problem-solving and relationship-centred approach designed to help families resolve disputes while preserving family bonds.


2020s and beyond: Adapting to a changing world

Laws for a new era

Earlier generations built and glorified Singapore's legal system; their generation faces a different task: keeping it relevant against challenges that move faster than ever before.

We entered the 2020s with an upheaval no one could have anticipated: the Covid-19 pandemic, which disrupted daily life, paralysed businesses and strained social restrictions on a scale not seen almost overnight. Businesses could not honour their contracts or continue to pay their rent.

The legal system had to respond quickly. Singapore passed the Covid-19 (Temporary Measures) Act within nine days, temporarily shielding individuals, families and businesses from legal action over certain rents, loans and contracts they could no longer meet, and allowing courts hearings to continue online.

It was a bold step — freezing the law's reach into private contracts is something any government does lightly. As then-Minister for Law and Minister for Home Affairs K. Shanmugam SC explained, existing on the strict letter of contract law in such an extraordinary moment would have undermined trust and the social fabric all carefully fostered — while hardship was genuinely caused by the pandemic.

A new, informal system of moratoriums was created so that thousands of ordinary people could restructure their debts quickly, without the cost and formality of court. The Rule of Law was used as a tool — first, rather than being constrained on outcomes.

The Covid-19 pandemic tested the legal system's ability to respond to crises, as the digital age posed a different challenge: How do you govern what is evolving as quickly as the technology behind them?

As digital technologies transformed everyday life, new legislation was enacted to provide clear protections and safeguard public trust in an increasingly online world — from the Protection from Harassment Act to newer measures tackling online falsehoods, scams and abuse.

Meeting the challenges of a digital age

In 2023, the Online Criminal Harms Act was passed, which enabled the Government to issue directions where there is suspicion of online activity carried out in furtherance of an offence. In 2025, the Online Safety (Relief of Accountability) Act was passed, establishing a dedicated Online Safety Commission with the power to issue directions to put a stop to specified online harms, giving victims timely and accessible relief.

Yet amid all these changes, one principle remained constant — that justice must be accessible to all, regardless of means.

The Legal Aid Bureau, now assisting seven decades of people over the years, was strengthen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ublic Defender's Office in 2022 further strengthened Singapore's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by providing criminal legal aid to eligible accused persons who cannot afford lawyers.

Looking ahead, further headwinds are on the horizon. Geopolitical tensions, economic nationalism, climate change and the rise of AI, which has turbocharged online harms such as deepfakes and scams, in the face of these emerging challenges.

The Rule of Law must evolve to remain meaningful and effective.

Yet the core principles of the Rule of Law remain as relevant as ever. They were Singapore's early years. Their endurance lies in their ability to adapt to changing times, to remain effective and meaningful.


Quote from founding Prime Minister Lee Kuan Yew

“To attract foreign investment to Singapore, our strategy was to make Singapore a First World oasis in a Third World region at the time. We had to distinguish ourselves from our neighbours by being more stable and secure, with a sound legal system and the Rule of Law, impartially administered.”

Founding Prime Minister Lee Kuan Yew


Quote from Minister for Law Edwin Tong

“Today, we look ahead, and think about the next Charter... keeping our laws up to date, meeting demands of the market, making sure that we evolve to remain relevant is a key feature of the Singapore justice system.”

Edwin Tong SC, Minister for Law and Second Minister for Home Affairs


Key milestones shown in the timeline

1826 — Second Charter of Justice was established.

1828 — Viewer's House was used as the Arts House at the Old Parliament House. Singapore's first formal court session was held on May 22, 1828.

1958 — Legal Aid Bureau was established.

1965 — Singapore gained independence and joined the United Nations.

1970 — Presidential Council for Minority Rights was established.

2020 — Covid-19 (Temporary Measures) Act was passed.

2022 — Public Defender's Office was established.

2025 — The Online Safety (Relief of Accountability) Act was passed.

Ministry of Law, Singapore


Note: The two photographs are relatively low-resolution, and some of the very small captions and historical notes around the illustrations cannot be read reliably. I have therefore not invented wording where the photograph does not provide enough detail. The main article text above has been arranged into a form that should be much easier to copy into WhatsApp.

Thursday, September 10, 2026

天要下雨 - 娘要嫁人 - 由他去吧!


毛主席有没有说过“天要下雨,娘要嫁人”? 你有什么可以补充?
毛泽东确实说过这句话,最著名的出处是在1971年“九一三事件”林彪乘机叛逃时,他表态同意让其离开。 [1, 2]
核心事实与出处
  • 历史背景:1971年9月13日,林彪等人乘三叉戟专机叛逃。当时空军部队和周恩来等曾请示是否要将飞机拦截或打下来,毛泽东听后表示不同意,并说出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或“由他”),任其自行离开
  • 相关记载:这一细节在多位历史亲历者(如叶剑英、熊向晖等人)的回忆以及党史资料中均有提及。 [1, 2, 3]
补充与含义
  • 谚语本意:“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原本是一句民间俗语,意思是有些自然规律或事情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无法阻挡,只能顺其自然。
  • 政治意涵:毛泽东在当时特定危机时刻引用这句俗语,一方面表现出一种宏观的自信与从容,认为强行拦截可能会带来更大的政治被动或解释不清的麻烦;另一方面也表明对于不可避免要发生、执意走向毁灭的分裂行为,不必过分强留,交由历史和客观规律去处理。 [1, 2]
新浪军事
1 Jun 2005 — 两天后,叶剑英副主席邀请乔冠华、章文晋和熊向晖到他家中谈话。叶帅说:林彪乘飞机叛逃,本来可以用导弹打下来,但是主席不同意,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 ...
巴士的報
11 Sept 2019 — 葉帥說:林彪乘飛機叛逃,本來可以用導彈打下來,但是主席不同意,說「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葉帥說:如果打下來,解釋不清楚;如果叛逃成功,也會 ...

... 有我们的歼击机部队,就问周恩来要不要把三叉戟拦截回来。周恩来说:'这要请示毛主席。'过了一会儿,周恩来答复我说:'毛主席不同意, 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中国作家网
2 Sept 2021 —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个谚语,多用来比喻必然发生、无法阻挡的事情,只能听之任之,顺其自然。

美国的海军灾难


美国的海军灾难

英文原题:America’s Naval Disaster

作者Anne O. Krueger (安妮·O·克鲁格)
联合早报
2026-09-10

造船能力只是问题的一部分。美国海军还面临难以确保现有舰队保持战备状态的困境,高昂的成本和长期拖延,留下相当于20年的积压维护工作量;部分舰艇被迫提前退役。
美国海军在二战结束时,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海军,尽管美国造船业的世界主导地位随后有所动摇,但它直到1975年仍然是主要造船大国之一。可到了20世纪末,纵使政府出台大量振兴措施,美国的造船业却陷入急剧衰退。

  中国则在美国造船业衰落之际迅速崛起。中国海军规模在2015年时已大致与美国持平。五年之后,中国拥有350艘军舰,而美国仅有293艘,较1987年的583艘大幅减少。目前,中国占据全球造船(包括民用和军用)总吨位的50%以上,其余大部分吨位则由韩国和日本瓜分。2025年,中国船厂共建造了1700艘船舶,美国仅建造了5艘。

  前景也并不乐观。中国计划到2030年将海军舰队规模扩大到435艘,而美国海军计划到2031年仅增加58艘,其中包括15艘“特朗普级”战列舰。中国设定的目标被普遍认定切合实际,美国的计划却被视作“遥不可及”。

  这种日益扩大的差距,促使两党共同努力重建美国的造船业。2025年提出的《美国船舶法案》(SHIPS for America Act of 2025)提供行业补贴及其他旨在提振国内生产的措施,包括规模高达200亿美元的“海事安全信托基金”(Maritime Security Trust Fund)。特朗普政府随后于今年2月推出《海上行动计划》(Maritime Action Plan),希望通过确保韩国等盟友的投资承诺,来重建海上工业基础。

  但造船能力只是问题的一部分。美国海军还面临难以确保现有舰队保持战备状态的困境,高昂的成本和长期拖延,留下相当于20年的积压维护工作量;部分舰艇被迫提前退役。舰队战备率在2025年降到68%,远低于海军计划的80%比率,导致部署时间超出它所设定的六个月目标。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状况的恶化、杰拉尔德·福特号航空母舰今年早些时候长达326天的部署,以及本福德号驱逐舰上近期发生的断电事件,都印证这种压力。

  尽管当前的推动造船举措可能对该行业有所强化,但却基本无力解决导致它衰落的根本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1920年《商船法》第27条,也就是众所周知的《琼斯法》,它规定在美国各港口之间运输的货物,必须由在美国注册、在美国建造、由美国人拥有并由美国船员操作的船舶承运。在国外进行的维修须缴纳50%的税款。

《琼斯法》严重削弱航运业竞争力

  通过保护美国造船商免受外国竞争,《琼斯法》严重削弱国内造船和航运业的竞争力。由于更高的劳动力和材料成本,在美国建造船舶的花费是主要造船国家的四五倍,运营成本则是悬挂外国旗帜船舶的三倍。

  这一结果并不令人意外。截至2025年,仅有92艘符合《琼斯法》规定的船舶,能够在美国各港口之间运输货物,且这些船舶的平均船龄已超过安全标准。由于海运成本高昂,通过铁路、公路和驳船运输货物往往更为经济,因此自1960年以来,大西洋和太平洋沿岸的货运量已减少一半。

  美国目前的船舶运力短缺是如此严重,以至于特朗普政府于3月颁布一份针对能源和化肥运输的《琼斯法》豁免令,随后又于8月初将豁免期延长90天。自豁免令颁布以来,从墨西哥湾沿岸运往西海岸的航空燃油量,已超过此前36年的总和。

  与美国同行不同,国外主要船厂既建造商船也建造军舰,这两类船只在钢制船体、发动机乃至螺旋桨等许多生产要素上,都有共通之处。它们的工人可以在建造结构较简单的商船时积累经验,随后转向建造更为复杂的军舰。而且,由于政府采购会随着预算和国防需求的变动而波动,能够在商船和军舰生产之间灵活调配工人的船厂具有竞争优势。

  进口零部件的关税,是导致美国造船成本上升的另一因素。美国海军在2026财年的预算为2920亿美元,其中474亿美元用于造船,这意味着这些上涨的成本,最终必须通过增税或缩减舰队规模和削弱作战能力来消化。

  此外,还有特朗普那些代价高昂的任性之举和怪异执念。尽管海军更倾向于采用成本更低、所需水兵更少且能更快起降飞机的电磁弹射系统,但特朗普却下令恢复使用蒸汽动力系统。他还指示海军研究如何将航空母舰上的指挥塔,移至他认为更美观的位置。这些改动将耗资数十亿美元,却对海军的作战能力毫无裨益。

  特朗普那支由“特朗普级”核动力军舰组成的“黄金舰队”,预计耗资更为惊人。这些军舰的设计可能需要10多年时间,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这一计划的成本为2750亿美元,仅首舰就要花费234亿美元。即使计划会如许多分析师所预期的最终被证明不可行,但推进它仍将耗尽海军的预算。

  为了降低军舰的高昂造价,美国将不得不转向外国竞争对手。但仅靠这一点无法振兴美国的商业造船业——除非废除《琼斯法》,否则该行业无法复苏。

  在此之前,更明智的做法,是向盟国造船强国采购舰船及零部件,同时在存在战略必要性时,继续补贴国内生产。利用部分海军预算从盟国购买舰船,将使美国能够以远低于国内建造成本的费用,获得数倍于此的舰船数量。

作者Anne O. Krueger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一副总裁,现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国际经济高级研究教授、斯坦福大学国际发展中心高级研究员

英文原题:America’s Naval Disaster

版权所有:Project Syndicate, 2026.


作者Anne O. Krueger (安妮·O·克鲁格)

早安

调整政治职位薪金:为新加坡留住治国人才 -- 作者:黄循财总理

调整政治职位薪金:为新加坡留住治国人才

作者:黄循财总理

联合早报
2026-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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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仅仅是薪金的问题,它最终关乎新加坡能否继续拥有引领国家前进、在未来岁月里更好地服务国人所需的高素质政治领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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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职位薪金是一个棘手且容易引发情绪的课题。这是笔数目高于大多数国民的收入。因此,我能理解为何国人会密切关注,以及为何许多人对此反应强烈。对部长而言,这当然也不是一个容易谈论的话题。

  但我们实行的是开放的制度,并坚信部长薪金应当透明。我们不能仅仅因为在政治上棘手就回避这个问题。这不仅仅是薪金的问题,它最终关乎新加坡能否继续拥有引领国家前进、在未来岁月里更好地服务国人所需的高素质政治领导层。

我们的情况

  在2012年的上一次辩论中,人民行动党与工人党之间取得相当大的共识。工人党提出与我们不同的计算公式,但最终得出的薪金水平大体在同一区间。更重要的是,国会双方都在以下基本原则上达成一致:政治薪金应当透明,没有隐藏的津贴与特权;薪金必须具备足够的竞争力,使我们能够招募到所需素质的人才,同时必须包含实质性的折扣,以体现公共服务的精神。

  此后,政府在调整该框架下的薪金时,一再保持克制。2017年,独立检讨委员会建议上调薪金,但政府决定不予执行。原定于2023年的进一步检讨也被推迟。因此,政务官的基准薪金已有15年未曾变动。

  在同一时期,其他领域的薪金都在上涨。私人企业薪金提高,公务员薪金已经调整,司法人员薪金也已更新。

  因此,部长薪金已被进一步抛在后头。与私人企业相比,这一差距就更为明显。即使在公共服务体系内,一些资深常任秘书的收入也高于部长。这并非因为框架变了,而是历届政府在不同节点都决定暂缓调整。

  在每个节点,暂缓都有充分的理由。实际上,国务资政李显龙曾希望在卸任总理前解决这个问题。他告诉我,他不愿将这个棘手的难题留给继任者。但当时的情况不允许他做出调整。因此,这个责任现在落到我的肩上。

  在政治上,维持现状对我来说容易得多,但这并非正确做法。我们不能在原则上肯定一个框架,却在实践中无限期地无视它。否则,久而久之,框架就会失去意义。克制不能变成忽视。这就是我决定现在必须采取行动的原因。

为何政治领导力至关重要

  我们的出发点是:良好的政府有赖于优秀的领导人。

  机构的效率取决于领导它们的人。系统和流程固然重要,但它们不会自动运转。尤其在最高层,领导的素质起着决定性作用。

  许多企业深谙此道,这也是为何董事会在接班人计划上投入大量时间。他们知道,高层人员决定了决策的质量、团队的实力,并最终决定整个组织能取得怎样的成就。

  有人或许会说,部长的情况不一样。毕竟新加坡已拥有一流的公务员队伍,能干的公务员肯定能维持系统运转。

  我在公共服务体系待了多年,对我们的公务员深感自豪。他们分析问题、制定方案,并为部长提供最专业的建议。一旦做出决定,他们也会努力落实到位。

  但有些决定是公务员无法也不应作出的。例如,如果重组某个行业会导致岗位流失,我们重组的步伐该多快?加强社会安全网的成本,应如何在个人、社区和政府之间分担?今天我们该征收多少税,又该为子孙后代留多少?

  这些不仅仅是技术问题。它们涉及有关优先事项、利益和价值观的抉择。

  因此,一支强大的公务员队伍无法替代有效的政治领导。部长必须为部门设定方向、决定优先事项并作出战略决策。如果这些决策错了,即便是最优秀的公务员也难以取得好成果。他们或许执行得很好,但却是在错误的道路上前行。

  久而久之,政治领导的素质也会影响公务员队伍本身的素质。能干的官员希望为他们尊敬且能从中学习的领导效力。他们希望部长能洞悉问题、提出正确的疑问、作出明智的判断,并为决策承担责任。如果部长屡屡表现不佳,优秀的官员就会感到沮丧,许多人会选择离开。留下来的人可能也不愿再贡献最佳的点子,或承担最艰巨的任务。因此,认为我们可以让能力平平的部长,领导一流的公务员队伍,而一切还能照常运转的想法,纯属幻想。

  我们在寻找具备什么特质的部长?首先是品格,这是一票否决的因素。如果一个人没有诚信、价值观和奉献精神,无论他多有能力,都不应成为部长。但单靠品格是不够的。部长还需要能力——须要有做好这份工作的判断力、能力和领导力。这就凸显薪金的作用。薪金并不能决定谁有能力,但它确实会影响是否有足够多有能力的人愿意挺身而出,承担起这份责任。

  部长这份工作本身要求极高。有人可能认为很简单,毕竟部长只要顺应民意就行了。确实,总会有政治上讨巧的选择。我们可以推迟艰难的改革,可以承诺更多福利而不说明谁来买单,可以避开那些会惹恼特定群体的决定。

  短期来看,采取这些避重就轻的做法或许更容易,但后果最终会反噬我们。

  而且,我们在许多国家都看到这种情况。政府领导人往往知道该怎么做,但政治代价是立竿见影的,而好处可能要等几年后才会显现。因此,艰难的决定一拖再拖,有时是屡屡推迟。最终,公民要付出高得多的代价。

  比起大多数国家,新加坡更没有这样执政的余地。我们国家很小,几乎没有天然优势。我们承受不起让重大问题恶化多年后,才采取行动的后果。

  以我在国庆群众大会上宣布的重塑家庭政策为例。

  公务员可以检讨每项计划并提出改善建议。但是,是英兰妮和工作组的其他政务官,将父母的育儿历程作为一个整体来考量,并协助塑造总体配套——决定哪些援助能发挥最大作用、成本应如何在父母、雇主和政府之间分担,以及各项措施如何相互配合。

  我们现在能做到这一点,全靠过去多年来作出的各项决策。

  历届政府在开支上一直谨小慎微,在管理国家资源上纪律严明。这意味着我们要作出艰难的决定——包括在预知开支需求将增加时,上调消费税。正因为我们及早行动,今天才有足够的财政空间,以可持续的方式为家庭提供更强有力的支持。

  这说明了部长的职责所在。这并非仅仅为了做当下一时受欢迎的事,而是要判断什么决策能让新加坡在明天处于更强大的地位。这须要对问题有深刻的掌握,对优先事项有清晰的认知,并愿意作出艰难的决定。

  我并非暗示部长总能作出完美的决定。部长确实会犯错。有些人在某些领域会比其他人强。当我们出现短板时,我们必须学习、改进并承担责任。

  但总体而言,我相信我们拥有一支强大的团队,就像新加坡历代传承下来的一样。我们的部长能够精通所负责的领域,作出准确判断,独当一面,并赢得国人的信心和信任。必要时,他们也能在国际舞台上出色地代表新加坡。

  能做到这一切的人才并不好找。他们必须有为国奉献的品格,必须有承担责任的能力,而且还必须有足够多这样的人愿意挺身而出。

我们的新加坡制度

  这一挑战并非新加坡独有。

  不同的国家试图以不同方式应对这种张力。由于政治薪金极其敏感,许多体制将官方名义薪金维持在低水平,但却在职务周围附加其他实质性的福利和特权。在其他一些地方,政治人物或许可以通过外部利益来补充收入。又或者更常见的是,丰厚的经济回报可能在他们离职后才会到来。因此,表面的名义薪金看起来可能很微薄,但整体情况却复杂得多。

  然而,即便有了这些安排,许多国家仍难以吸引到所需的人才。大多数国家的人口比我们多得多,人才库也庞大得多,但它们依然难以组建强大且稳定的政府。

  新加坡一直是个例外。在政府效率、廉洁度及公共机构素质方面,我们始终位居世界前列。我在世界各地遇到过许多研究政府和公共政策的人士。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指出,新加坡不仅是高效政府的典范,更是值得他国借鉴的榜样。我们维持这些标准已经太久,以至于新加坡人可能开始觉得这理所当然。但这在其他地方绝非常态,在我国也不能保证必然如此。

  这是我们在过去几十年里,对政治体制应当如何设计及运作,作出深思熟虑选择的结果。其中一个选择,就是公开透明地处理政治薪金问题。

  我们认识到,能力出众的人才在政界之外也有很多选择。因此,我们付给政务官具竞争力的薪金,但同时也打了一个大幅度的折扣,以体现政治服务的本质。全额薪金是透明的。没有任何隐藏的薪金部分或公布框架之外的额外津贴。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裸薪”。

  相应地,新加坡人理所当然地对政治领袖抱有极高的期望:具备高尚的诚信与行为操守;具备能力;为我们作出的决定负责;并最终通过选票向选民交代。

  同样的广泛考量也适用于国会议员。

  我们选择不把议员津贴当作象征性的车马费。这是一笔数目不小的津贴,因为议员在国会和选区都肩负着重大责任。提供适当的津贴,使得行动党和工人党都能招募和派出强大的候选人。我们在国会中也能看到成果:我们的议员拥有广泛的背景和经验,为辩论带来不同的视角。我们或许会在国事辩论中产生强烈分歧,但辩论质量很高,新加坡也因此变得更好。

  所以,若我们希望政治体制保持有效,就不能让它的基本服务条件偏离现实越来越远。这不仅适用于国会议员的津贴,对政务官的薪金而言,更是如此。

  因为政治更新不是一次性工程,我们必须在一次又一次的选举中,不断引进不同背景、能干的新加坡人。

建立下一代领导团队

  这一直是行动党治国方略核心中的重要理念:我们不仅要为今天建设,也要为下一代铺路。这或许是李光耀先生留下的最伟大政治遗产。他没有仅仅围绕自己建立一个成功的政府。他煞费苦心地留下一个在他离去后,依然能让新加坡继续顺畅运转的体系,而其中的核心便是领导层的更新——不断引进优秀人才,并为下一代接班作好准备。

  然而,随着时间演进,将具备丰富私人企业经验的人才引入内阁,变得愈发困难。这并不是因为我们不够努力。我与李资政共事多年——自2004年起,先是作为公务员,后来进入内阁。我亲眼目睹他投入多少时间和精力去物色人才、说服他们从政,并组建下一代团队。这也是2011年他找我时,我同意从政的原因之一。

  现在,作为总理,这是我的责任——不仅要领导本届内阁,更要为新加坡组建下一支团队,即接替我们的团队。

  我接任总理时51岁,与李资政就任总理时的年纪相仿。从外界看,这次交接可能显得一帆风顺。但经历过这一切的我们都知道,这条路绝非坦途。

  事实上,李资政曾希望更早交棒。但出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转折。王瑞杰中风。随后冠病疫情暴发。瑞杰后来决定退位让贤。团队不得不重新集结,再次梳理接班事宜。

  那段经历教会我重要的一课。领导层交接无法像时钟一样按部就班地规划。人和情况都会改变。意外事件总会发生。因此,我们须要整支团队具备深厚的实力,而且我们须要及早开始更新换代。

  正因如此,在我接手时,我非常清楚更新任务迫在眉睫。在我接棒时,我是内阁中最年轻的成员之一。大多数人都比我年长,几位经验最丰富的部长也年事已高。但我们却没有足够多的年轻部长,准备好接手这些职务,尽管李资政一直不遗余力地更新团队。2012年削减政治薪金,加上随后15年未对基准作调整,让这项任务变得更艰难。

  在上届大选前,我找了几位我认为具备政治领导气质与潜质的资深常任秘书交谈。凭借他们的经验,他们有可能更快地接管主要部门。最终,没有人准备迈出这一步。但我成功引进一些极具潜质且有更长跑道的年轻官员,如萧振祥、梁振伟和刘洁敏。

  即便如此,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除了李资政,我团队中最资深的三位成员是颜金勇、尚穆根和维文。他们分别掌管着核心部门——贸工部、内政部和外交部。到下一届政府任期时,这三位都将年过七十。我们不能计划让他们到那时继续执掌这些部门。为了团队的利益,也为了我国体制的稳固,我们需要下一代来接班。

  要为这个层级的部长找到完全现成的接班人,是非常困难的。资深人士的学习曲线较短。但这些职位所需的判断力、经验、政治威望和人脉网络仍需要时间去积累。因此,我们须要及早引进优秀人才,循序渐进地赋予他们更重的责任,为接班作好准备。我们现在正是这么做的。但我们还须要建立人才储备的深度,因为并不是每个引进的人,都能最终胜任这些重担。

  我在寻找财政部的接班人时,也面临同样问题。我很幸运曾作为公务员,在那里工作多年,所以对相关业务很熟悉。这让我在瑞杰卸任时,顺利地接过棒子。目前,我还可以继续兼任总理和财政部长。但理想的情况是,我应让其他人来接管财政部。

  因此,环顾财政部、贸工部、内政部和外交部,接班的挑战十分严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