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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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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出版于美国的中文日报曾报道说，从1970年代末至1990年代中，美国的外国留学生之中，来自中国大陆的“总数高居各国榜首”，达25万。美利坚何以与中华的现代化进程至有渊源，学界的这些研究，当有助于我们思考。
叶维丽在著作中还提出一个甚有意义的观察：留美中国学生从他们的专业学习中，孕育出一种专家的身份自觉。由专业结社而成的组织于20世纪初在美国社会中已发展成熟，中国留学生浸濡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中，在求学年代就积极组织以各自修习的学科为基础的专业团体。他们回国后，更将专业社团的网络和活动带回中国。
比如，一群学习工程专业的留美中国学生、实习生和合格工程师，于1917年12月在纽约市创立“中国工程师学会”。1923年，该会许多成员已回到中国，学会活动的重心也随之转移到中国，会员人数也从1923年的350人，跃增至1930年的1730人。其实，在约莫同时的1913年，中国国内也成立了一个“中华工程师会”，并在两年后易名为“中华工程师学会”。它是由原先三个与铁路工程有关的团体在汉口合并而创立，且公推詹天佑为会长。1931年，这个学会和由留美学生创立于纽约的中国工程师学会合并为一，且仍以中华工程师学会为名，实意义深长。当可视为留美的这一批生力军，主动归流夯实了中国本土的专业梯队。合并后，这一专业团体一步步发展壮大，蔚为辖有15个隶属分会的专业组织。在这个过程之中，留美归华的人才一直是该会的主干及领导层的核心。1940年，它还成功争取到将每年的6月6日定为“工程师日”，使之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个以特定专业为名的全国公定假日。到了1949年，这个专业团体的会员人数已达1万6717人。
虽然民国政府在1939年停止向列强缴付庚子赔款，但此举并没有中断中国学子负笈美国学习先进知识的进程。据李宏山出版于2008年的研究“美中教育交流：国家、社会与跨文化关系，1905-1950”（US-China Educational Exchange: State, Society, and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1905-1950），那是因为为支援中国抗战而于1941年在纽约市成立的“援华联合会”（United China Relief），在1943年秋及时地将一笔高达华币一百万圆的款项，拨付给当时负责管理庚子赔款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本书还指出，美国在二战期间，也积极协助安排中国在美留学生到政府和私企单位工作或实习，以及到公立学校教中国历史、文化和语言课，以便让他们既能累积实际经验，又可在经济上自立。提供工作机会的美国政府单位，就包括国会图书馆、农业部、财政部、人口普查局及内政部等。在1945年至1950年间，更有为数约达整万名的中国学生、学者和研究与技术人员来到美国进修。二战结束以后，美国国会通过一项由阿肯色州参议员富布莱特所动议，旨在促进美国与世界各国之间教育交流的法案（Fulbright Act of 1946）。举世闻名的Fulbright奖学金由此而生，至今已让全球160余国近40万名大专师生受益。其中，专用于促进美中教育交流的条款（bilateral Fulbright agreement with China）其实于1947年即已启动，可惜的是它在1949年8月被搁置。
不过，在政府之外，美国民间的基金会和专业团体，也有特别用心于资助美中教育交流者。其中就包括卡内基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亨利·卢斯基金会（Henry Luce Foundation），以及美国学术协会理事会和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它们通过资助美国的大学、学术及专业团体如亚洲研究学会的教学与科研项目，来达成其宗旨。在冷战及后冷战时期，这些资助对海峡两岸的中国学者与学生在美国工作或求学，曾发挥关键作用。欧洲国家之中（包括苏联），在这方面实未有能与美国相提并论者。
物换星移、时移势易，美国富布莱特项目（The China-US Fulbright Program）在1985年又获重新启动，被中美教育协定正式纳入教育交流范畴，遂造就美中学人交流互访的另一段荣景；也适时地为邓小平时代开启的留美大潮推波助澜。一份出版于美国的中文日报曾报道说，从1970年代末至1990年代中，美国的外国留学生之中，来自中国大陆的“总数高居各国榜首”，达25万。
美利坚何以与中华的现代化进程至有渊源，学界的这些研究，当有助于我们思考。
世人近忧美中交恶，双方何以自处？历史的纵深，或能给予我们些许启迪。
作者是历史学者、曾任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会长
梁秉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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