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秉赋：从留学生看美利坚与中华 （上）

梁秉赋：从留学生看美利坚与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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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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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留学生看美利坚与中华（上）

这批在美国完成现代学科的专精训练的人才，与他们在欧洲完成同等训练的同僚，让中国在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初，得以初具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化不可或缺的一个社会阶层——专业人士。

　　美利坚合众国欢庆独立250周年。这个立国仅两个半世纪的年轻西方国家，在历史上竟与古老的亚洲有过许多交集。除了在江户时代以“黑船”压境力扣幕府的锁国之门，它与亚洲第一个被成功建立起来的共和国（republic）的现代化进程亦深有渊源。本文拟以晚清至民国的留学生为切入点，为《联合早报》的读者介绍些学界的研究。

　　19世纪中叶以来，中华因势弱而屡受西方列强之胁迫，有识之士遂思“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以睿智与大勇放下矜持，促成用官费保送学子到欧洲留学。所以，中国学子之留洋实始于晚清，而德国、英国和法国皆为当时派遣留学生的目的地。但资助学子负笈海外毕竟费用不菲，以清廷其时财力之拮据，实难有规模地为之。所以，光绪二年仅送七人往德国学习陆军、光绪三年30名（赴英法学航海与造船）、光绪七年与十二年分别再派10人和33人赴欧。因留学费用实在是沉重负担，清廷延至光绪二十三年始再遣送六人赴法国。

　　后来，张之洞倡留日，而东瀛在日俄战争中，以一新起的东亚小国一战而屈此老牌欧洲帝国之军，更掀起中国学子留日之风。至光绪三十二年，中国的留日生竟已达1万5000人。然而，其中之六成，其实只入短期训练班学习；另有三成则修读初级课程；进入高等学校的，只有不逾4%；专攻大学学位的，仅1%而已。

　　总而言之，清季末叶以来，留欧的官派学生，以修习建军及与军工业有关的科目为主。官派留日生亦然，以进入日本军校为主流。汪一驹对此课题有开创性的研究，以上所陈数据，悉引其书。汪氏的研究以英文撰就（Y.C. Wang,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West 1872–1949），出版于1966年。该书之中译本《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1978年问世，译者为梅寅生；1991年续有修订版。

　　由此可知，在19与20世纪之交被送往欧洲和日本作深度进修的中国学生，除了人数规模有限之外，所修习的学科范围亦不全面。也就是说，他们在修读对建设一个现代化国家的综合国力直接有关的学科方面，似未成气候。但这一情况在光绪三十四年以后却有了改变。因为美国在1908年决定使用清朝政府因义和团之乱而偿付与它的部分战争赔偿（庚子赔款），来资助中国学子赴美留学。

同治年间即已遣送学子留美

　　用这一笔资金来建立的中国留美教育体系（Boxer Indemnity Scholarship Program）启动于1909年。据叶维丽（Weili Ye）出版于2002年的研究《为中国寻找现代之路：中国留学生在美国（1900-1927）》，至1929年它已为中国培养出约1300名在美国考获学士及更高学位的专才。在1905年至1929年间，至少有110名中国学生在美国大学考获博士学位。这批在美国完成现代学科的专精训练的人才，与他们在欧洲完成同等训练的同僚，让中国在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初，得以初具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化不可或缺的一个社会阶层——专业人士。组成当时中国这一新兴社会阶层的成员，实以在美国完成专业训练者为骨干。

　　其实，遣送学子留美，早于同治年间即已试行。同治十一年至光绪元年之间（1872至1875），清廷总共选派了四批12岁以上、15岁以下的幼童赴美国留学，人数共达120名。留学美国的中国第一人——咸丰四年（1854）毕业于耶鲁大学的容闳，受命出任这些小留学生的监督。但他所带领的留美幼童之中，仅有八人及时完成大学教育。不过，这一批留美幼童之中，也出了詹天佑（1861至1919）那样的人物。詹氏入耶鲁大学修读土木工程以铁路为专业，1881年得学士学位。这位由美式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学成归国后，对中国交通运输方面的现代化建设作出重大贡献，是中国首位铁路总工程师，被誉为中国铁路之父、近代工程之父。

　　但庚子赔款对中国急切所需的现代化人才的培养，与清廷之前所施行的留欧留日之举措，自是不可同年而语。在20世纪初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所选修的专业，以理工和自然科学为主。起初，这与庚子赔款计划一开始便要求领取官费的学生有八成必须修读工程、农学或矿业有关。但这一限制在民国时期被取消，遂有一定比重的中国留美学生，也选择了学习人文与社会科学。虽然如此，留美生仍继续以修读理工学科为主流。据叶维丽之分析，原因是他们认为美国的成功源于工业化，美利坚高超的科技和制造能力，让这个国家能充分开发它富饶的自然资源。留美生认为，他们的国家和美国一样，也拥有丰富的天然资源，但却还没有现代化。所以他们发奋苦读，就是要把在美国所学到的先进知识带回去，以建设祖国。

　　叶维丽在著作中还提出一个甚有意义的观察：留美中国学生从他们的专业学习中，孕育出一种专家的身份自觉（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consciousness）。由专业结社而成的组织（professional associations）于20世纪初在美国社会中已发展成熟，中国留学生浸濡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中，在求学年代就积极组织以各自修习的学科为基础的专业团体。他们回国后，更将专业社团的网络和活动带回中国。

留美生力军夯实中国本土专业梯队

　　比如，一群学习工程专业的留美中国学生、实习生和合格工程师，于1917年12月在纽约市创立“中国工程师学会”。1923年，该会许多成员已回到中国，学会活动的重心也随之转移到中国，会员人数也从1923年的350人，跃增至1930年的1730人。其实，在约莫同时的1913年，中国国内也成立了一个“中华工程师会”，并在两年后易名为“中华工程师学会”。它是由原先三个与铁路工程有关的团体在汉口合并而创立，且公推詹天佑为会长。1931年，这个学会和由留美学生创立于纽约的中国工程师学会合并为一，且仍以中华工程师学会为名，实意义深长。当可视为留美的这一批生力军，主动归流夯实了中国本土的专业梯队。合并后，这一专业团体一步步发展壮大，蔚为辖有15个隶属分会的专业组织。在这个过程之中，留美归华的人才一直是该会的主干及领导层的核心。1940年，它还成功争取到将每年的6月6日定为“工程师日”，使之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个以特定专业为名的全国公定假日。到了1949年，这个专业团体的会员人数已达1万6717人。

　　虽然民国政府在1939年停止向列强缴付庚子赔款，但此举并没有中断中国学子负笈美国学习先进知识的进程。据李宏山出版于2008年的研究“美中教育交流：国家、社会与跨文化关系，1905-1950”（US-China Educational Exchange: State, Society, and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1905-1950），那是因为为支援中国抗战而于1941年在纽约市成立的“援华联合会”（United China Relief），在1943年秋及时地将一笔高达华币一百万圆的款项，拨付给当时负责管理庚子赔款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本书还指出，美国在二战期间，也积极协助安排中国在美留学生到政府和私企单位工作或实习，以及到公立学校教中国历史、文化和语言课，以便让他们既能累积实际经验，又可在经济上自立。提供工作机会的美国政府单位，就包括国会图书馆、农业部、财政部、人口普查局及内政部（Department of Interior）等。在1945年至1950年间，更有为数约达整万名的中国学生、学者和研究与技术人员来到美国进修。二战结束以后，美国国会通过一项由阿肯色州参议员富布莱特所动议，旨在促进美国与世界各国之间教育交流的法案（Fulbright Act of 1946）。举世闻名的Fulbright奖学金由此而生，至今已让全球160余国近40万名大专师生受益。其中，专用于促进美中教育交流的条款（bilateral Fulbright agreement with China）其实于1947年即已启动，可惜的是它在1949年8月被搁置。

　　不过，在政府之外，美国民间的基金会和专业团体，也有特别用心于资助美中教育交流者。其中就包括卡内基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亨利·卢斯基金会（Henry Luce Foundation），以及美国学术协会理事会（The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和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它们通过资助美国的大学、学术及专业团体如亚洲研究学会（Association of Asian Studies）的教学与科研项目，来达成其宗旨。在冷战及后冷战时期，这些资助对海峡两岸的中国学者与学生在美国工作或求学，曾发挥关键作用。欧洲国家之中（包括苏联），在这方面实未有能与美国相提并论者。

　　物换星移、时移势易，美国富布莱特项目（The China-US Fulbright Program）在1985年又获重新启动，被中美教育协定正式纳入教育交流范畴，遂造就美中学人交流互访的另一段荣景；也适时地为邓小平时代开启的留美大潮推波助澜。一份出版于美国的中文日报曾报道说，从1970年代末至1990年代中，美国的外国留学生之中，来自中国大陆的“总数高居各国榜首”，达25万。

　　美利坚何以与中华的现代化进程至有渊源，学界的这些研究，当有助于我们思考。

　　世人近忧美中交恶，双方何以自处？历史的纵深，或能给予我们些许启迪。

作者是历史学者

曾任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会长

梁秉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