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May 5, 2026

AI: 正视即将到来AI驱动的“富足”冲击 --- The coming AI-driven ‘abundance’ shock ( Business Times 2026-04-14 ) (By 白士泮博士 - Dr. Pei Sai Fan and 石建政博士 - Dr. Willie Shi Jianzheng)

正视即将到来AI驱动的“富足”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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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5-04

作者白士泮是南洋理工大学与新加坡国立大学客座教授

石建政是新跃社科大学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访问学者

(原载《商业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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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挑战在结构上有所不同,新加坡过去的成功,建立在约束条件下优化人力资本之上。人工智能时代则提出另一个考验:如何在“富足”条件下实现良好治理。这是不同的挑战,也就需要不一样的制度设计。

人工智能(AI)时代决定性的挑战,不是如何生产更多,而是在一个可以用越来越少人力生产越来越多东西的世界里,如何维护人的尊严、意义与公平。

美国技术伦理学家特里斯坦·哈里斯(Tristan Harris)在近期一次演讲中,将先进的AI形容为“外星数码移民”,意思是一种大规模进入人类社会的非人类智能。这个比喻令人警醒。但更深层的冲击,不在于AI能做什么,而在于我们尚未正视的问题:我们的整个社会架构,包括法律、劳动力市场、身份认同、政治等,都建立在一个正在悄然失效的基本假设之上。这个假设,就是”稀缺”。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不同的世界。

几十年前,美国作家与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曾警告“未来冲击”(Future Shock)——即变化的速度超过人类适应能力的状态。但今天的变革不仅仅是速度问题,而是社会如何组织生产、分配回报、锚定意义的基础性转变。

“富足”可能比“稀缺”更具破坏力
在现代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人类社会一直在“稀缺”条件下运行:资源有限,生产力受约束,经济系统负责分配那些无法自由创造出来的东西。工作不仅是生存手段,更成为个人获得身份、尊严和社会认同的主要方式。由此,我们形成现有的经济模式、劳动权利框架,以及对有意义的人生样貌的理解。

AI挑战这一逻辑。它不仅让流程变得更高效,更日益让知识、分析甚至创造力能以接近零的边际成本被复制。在这样的世界里,人类努力与价值之间的传统纽带开始断裂。

悖谬之处在于:”富足”可能比”稀缺”更具破坏力。

有三种冲击尤其值得关注,每一种都比当前公众最常探讨的“岗位替代”叙事更为根本。

第一,经济上的不确定性。虽然AI会提升整体生产力,但收益不太可能被广泛分配。对数据、模型和计算基础设施的掌控,可能导致财富比以前任何一次技术革命都更集中。如果没有审慎的再分配机制,“富足”非但不能缓解不平等,反而可能加剧它。

第二,更深层的社会不安——身份危机。在当代社会,工作不仅是收入来源,也是个人理解自身目标的框架。如果大部分认知劳动(cognitive work)被改变或替代,问题就不再只是人们如何谋生,而是如何定义自己。这不是技能问题,而是身份问题。

第三,认知上的不稳定。当AI系统生成海量内容,信息变得富足,但信任变得稀缺,信息的富足不会自动转化为理解的富足,它同样可能侵蚀民主商议所依赖的共同认知基础。当现实可以被大规模模拟,风险不仅在于错误信息,更在于社会运作所需的共同事实基石的瓦解。信息变得富足,但信任变得稀缺,真正的危险不仅仅是错误信息,而是民主所依赖的共同基石受到侵蚀。

这些问题单靠市场力量无法解决。市场在稀缺条件下,分配资源非常高效,它奖励效率、创新和竞争。但市场并不是为维护人类尊严、保持社会凝聚力,或定义何为美好生活而设计的。在AI时代,最深远的影响不在环境或金融领域,而在人本身:人类能动性(agency)与自主性(autonomy)的侵蚀,以及社会信任的削弱。如果放任不管,纯粹由市场驱动的路径,只会优化出最强大的系统,而非最有益的成果。

工业时代的社会曾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影响。环境监管、劳动法、反垄断框架、社会保障等,这些不是反市场的,而是市场能够安全运行而不摧毁赖以生存的社会结构的条件。AI时代须要类似的反思,但这一次要应对的是一组不同的外部性(externalities),而且更深刻、更难管理和定价。

这对新加坡这样的社会提出重要问题。新加坡长期以来善于应对“稀缺”——建立韧性、提升技能、将经济增长与社会目标对齐。这种能力是真实的,并让这个国家在历次技术变革浪潮中受益。但当前的挑战在结构上有所不同,新加坡过去的成功,建立在约束条件下优化人力资本之上。AI时代则提出另一个考验:如何在“富足”条件下实现良好治理。

这是不同的挑战,也就需要不一样的制度设计。

如果挑战仅仅是技能错配,技能再培训就足够了。但如果工作的本质正在演变,问题就变成社会设计的问题。教育不能只关注就业能力。在一个信息富足的世界里,判断力——辨别、评估并负责任地行动的能力,可能比单纯的知识更有价值。社会政策不能仅限于缓解经济上的替代效应,还必须考虑如何维护参与感、归属感和代际延续。AI治理也不能局限于安全与合规,还必须追问:技术富足带来的收益如何分享?如何确保进步不以牺牲社会凝聚力为代价?

关于价值观的问题
换句话说,挑战不仅是技术性的,更是制度性的,而归根结底,这是一个关于价值观的问题。

托夫勒的洞见不只是说变化很快,而是说社会的动荡不仅源于稀缺,也源于变化的速度超出人类理解其意义的能力。我们如今正身处这样的时刻,未来不会仅仅由AI决定,它将被公民、制度和政府为此做出的选择所塑造——关于我们彼此之间负有什么义务,关于我们认为人类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以及关于我们愿意建设一个怎样的社会。

未来时代真正的稀缺可能不是资源,而是智慧:公平分配收益的智慧、保护人类尊严的智慧,以及确保一个更加富足的世界,不会让人类在人的意义上变得更加贫乏的智慧。

作者白士泮是南洋理工大学与新加坡国立大学客座教授

石建政是新跃社科大学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访问学者

(原载《商业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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