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早报星期五社论 (2026-05-01)：别让我们的沉默姑息了不义

*联合早报星期五社论 (2026-05-01)：别让我们的沉默姑息了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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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4-30 (网上）

很多不法行为之所以得以延续，并不是无人察觉，而是因为旁观者选择沉默。反之，不少案件能够侦破，甚至避免进一步恶化，还受害者一个公道，往往离不开知情者或旁观者的举报与介入。然而在现实中， 即使目睹可疑或明显的不法行为，愿意站出来的人却不多。

配合国际性侵害意识月，新加坡警方于星期一（4月27日）启动为期一年的“发现。举报。别袖手旁观！”宣传活动，鼓励公众在目睹性侵害行为时勇于介入与举报。这项倡议着重号召民众勇于举报性侵害和非礼行为，但举报的重要性绝不局限于性侵害案件本身，无论是霸凌、虐待、偷窃或吸毒等行为，同样依赖公众的警觉与回应。

从执法角度来看，有预谋的犯罪，警方或许可以通过线人、情报网络及长期调查掌握线索，但发生在社区、交通工具或日常空间、带有突发性质的犯罪行为，能否及时制止，取决于当时在场的人是否愿意采取行动。过去好些案例都凸显这一点。2025年4月，一家购物中心内，两名路人目睹一名醉酒女子疑遭性侵，随即上前干预并报警。同年6月，一名男子在地铁偷拍女性裙底时，被其他乘客当场发现并制伏。这些案例说明，公众的警觉与行动，往往就是阻止罪行继续发生的第一道防线。

近期一宗法庭案件也引起关注。一名男子带着妻子不满1岁的侄儿下楼时施以暴力，恰巧有路人经过并拍摄存证，同时报警处理。警方当天傍晚将涉案者逮捕，并在他的手机内发现多段虐待侄儿的视频。试想，若当时无人介入，后果或更严重，甚至可能演变成另一个梅根（江雨惠）悲剧。这提醒我们，所谓“多管闲事”，有时正是阻止悲剧延续的关键。

除了在生活场景中，在职场中举报同样发挥作用。所谓“吹哨人”，往往是最早察觉异常的企业内部人士，他们的介入可以在问题扩大前发出警讯，避免投资者、员工及公众蒙受更多损失。例如德国支付公司Wirecard丑闻，正是在内部人员揭发后才逐步浮出水面，显示内部举报机制的重要性。

然而，即使举报的重要性广为人知，现实中仍有大量知情者选择沉默。这种沉默往往源于“旁观者效应”，大家都认为总会有人处理，结果却是无人行动。与此同时，也有不少人出于对自身安全的担忧，害怕遭到报复，因此选择明哲保身。在企业舞弊案件中，这种沉默尤其明显。在Wirecard丑闻中，当时的法律顾问吉尔（Pav Gill）在发现可疑交易后曾尝试内部反映，却遭受压力与威胁，最终离职。他后来表示，即使离开公司后仍面对人身安全威胁。若揭发不当行为须付出职业甚至人身安全的代价，那么保持沉默便成为更务实的选择。这也意味着，执法部门须要有更完善的机制保护“吹哨人”。

家庭与亲密关系的不法行为周边，旁观者的沉默，原因则更复杂。许多家暴、虐待及性侵案件在上了法庭后，才被揭发受害者早已向亲人或身边人求助，但当时并未被认真对待。若加害者是家庭成员，知情者可能因情感、经济依赖或维系家庭完整等考虑，选择忽视，以为息事宁人问题就会自然解决，结果错过介入时机。此外，也有不少情况涉及能力与制度的不确定性。有些人并非完全不愿举报，而是不清楚应向谁反映，或无法判断事件是否达到须要介入的程度。

若要鼓励更多人挺身而出，关键不只是强调道德呼吁，也要让举报变得可行、可达、并且不具风险。现行法律如《防止贪污法令》及《贪污、贩毒及其他严重罪行（没收利益）法令》，已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保密机制，而预计于2027年底生效的《职场公平法令》，若能有效落实，将进一步强化保护举报人免受职场报复。

然而，即使现有制度已提供一定保障，举报保护机制及实际操作门槛仍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有意见认为应允许匿名举报，以降低心理门槛。但匿名机制也可能限制调查效率与后续核实。更理想的方向并非单纯依赖匿名机制，而是逐步建立一个可实名、敢实名的环境，让举报者相信，不会因为说出真相而付出不必要的代价。

归根结底，举报行为之所以困难，并不在于道理不清，是现实情境中的犹豫与代价考量。人们在原则上普遍认同应对不法行为作出回应，但在真实处境中，却常因羞耻感、关系牵连或“事情会过去”的期待而选择沉默。举报的意义，是在维系一个社会对规则的信任。如果对不当行为长期保持沉默，不法行为将更难被发现与追责，法律的威慑力也会随之削弱，而在一个公理不彰，罪犯可以逍遥法外的社会里，每一个人都会是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