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命所在》一书忆述“建军之父”
吴庆瑞用野马舍笨驴
大破大立建三军劲旅
今年是新加坡武装部队军训学院成立60周年。回顾建军岁月，被誉为“建军之父”的已故前副总理吴庆瑞博士，留下不少鲜为人知的故事。第一代武装部队军官、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资深顾问陈振忠，去年底出版回忆录《使命所在：我在新加坡武装部队的岁月（1967—1982）》，以亲历者视角重现建军历程，也勾勒出吴庆瑞极具个人特色的一面。本期《专题报道》摘录书中小故事，道出作者投身军旅的缘由，也看吴庆瑞如何以务实作风打造军队：聘退休护士长抓卫生、接受提议设“福建排”，更直言宁用“野马”不用“笨驴”，筛选出一批干将。
要了解已故前副总理吴庆瑞博士的治军风格，就不得不提他当年如何“慧眼识珠”，亲自把本书作者、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ISEAS）资深顾问陈振忠延揽进军队。
吴庆瑞于1965年至1967年担任国防部长。1970年8月，他辞去财政部长职务，再度出任防长。当时，英军宣布将在16个月内加速撤离新加坡。
1970年9月，陈振忠刚完成国民服役，原本准备回到安稳的行政服务文官岗位，却被防长召到办公室晓以大义。
吴庆瑞说，英国提前撤军后，新加坡将面对防务真空，武装部队必须尽快扩充军官队伍。问题是，多数家长不愿让儿子投身军旅，华人社会普遍存在“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传统观念，极少人愿意成为职业军人。
吴庆瑞当时指出：“这种观念必须改变，但改变需要时间。”即使政府计划通过奖学金制度吸引优秀青年加入军队，但等奖学金得主完成学业并接受训练，还需要好几年时间。
为了打破这个迷思，吴庆瑞亲自游说陈振忠：“你不仅受过军官训练，还是行政文官。你考虑过当职业军人吗？”
陈振忠还来不及答复，他接着说：“如果你能把从军作为职业，就能为其他人树立榜样。”
吴庆瑞的提议，令陈振忠十分意外。“无论从兴趣还是学术背景来看，我都不像一个会选择军旅生涯的人。”
吴庆瑞给他考虑，但他一度陷入挣扎：究竟应该追随个人志趣，还是把国家需要放在前面？
“然而，他那句‘为国家服务，并为后来者开路’，却深深打动了我……我最终决定去见吴博士，并出于使命所在（A Matter of Duty），接受他要我从军的号召。”
50多年后，《使命所在》也成了陈振忠这本处女作的书名。
在用人哲学上，吴庆瑞也有一个极为生动的“野马理论”。国防部前国防科学总长雷普权是陈振忠圣若瑟书院的学长。他在书中献词写道，吴庆瑞曾告诉他，自己宁要狂奔的野马，也不要须要鞭打才肯前行的笨驴。
“他没有时间可以浪费，要求军官全力以赴完成任务。对于无心之失，他能够体谅；但对于以借口掩饰不作为的人，则毫不容情。”
深知军事历史重要性的吴庆瑞，不仅指示并推动大学设立军事历史相关部门与课程，还亲自“点将”挑选翁执中，支持他获得奖学金赴美深造，为我国培养出第一批顶尖军事历史学者。
不仅如此，他对保留历史的重视也延伸至民间。1978年，他推动设立新加坡口述历史部门，记录并抢救建国先辈的珍贵记忆。
红牌“福建兵”绿牌“红毛兵”
打破常规按语言分组练兵
建立陆军是建军初期的重中之重。面对许多新兵未受过正规教育、听不懂英语指令的困境，陈振忠打破常规，建议按语言分组练兵，成立讲福建话的“福建排”，交由精通相关语言的军官负责训练，并为士兵配戴不同颜色名牌，以区分最熟悉的语言。
就这样，“福建兵”戴红牌，“红毛兵”（英语）戴绿牌，讲华语的戴橙牌，而蓝牌和黄牌则分别属于讲马来语和淡米尔语的兵士。
面对这个有违传统军事教条的建议，吴庆瑞毫不犹豫批准，不仅提升训练效率，士兵们甚至编出顺口溜记录军旅生活。
吴庆瑞深知军队战力离不开良好的卫生管理。他聘请几名退休护士长突击检查军营，以医院级标准整顿环境卫生，大幅提升军营管理水平。
他甚至将国庆庆典视为跨军种联合演习的平台，因为飞行表演、礼炮和步操都极度考验陆军与空军的协调能力。
陈振忠大刀阔斧地推动改革军官训练制度：把14个月的军官学员课程缩短至10个月；设立步兵训练中心完善新兵训练体系，并统一军礼规范——穿制服的军人听到国歌时都必须敬礼。
这些改革获批后不久，吴庆瑞更破例邀请他加入只有最高层（常任秘书和司长）才能参与的每周国防部总部会议。
吴庆瑞喜爱英文版《战国策》
常引“背水一战”激发团队潜能
陈振忠说，建国总理李光耀曾提及，吴庆瑞广泛阅读战争艺术和武器科学著作。正是在这些高层会议上，陈振忠近距离见识了吴庆瑞的战略眼光——喜爱英文版《战国策》的他，经常引用韩信背水一战的典故，说明领导者如何在逆境中激发团队潜能。
吴庆瑞也积极借鉴以色列经验，不仅聘请退役以军军官协助规划武装部队军训学院，并根据以军将领建议，购入翻新的AMX-13轻型坦克，为装甲部队奠定基础。
1977年，总参谋长朱维良率领包括陈振忠在内的军官团队赴以色列考察。回国后，他们借鉴以军做法，赋予参谋部更大的武器发展和预算管理权限。吴庆瑞随后聘请德国退役将军培训武装部队，推动1981年首次师级演习，并影响一代军官的战略与战术思维。
重视音乐的吴庆瑞认为，音乐是军旅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能有效鼓舞士气。他挑选军乐人才张丹尼尔赴英国深造，回国后负责军乐队发展；同时借鉴台湾军队拥有如邓丽君等歌手组成的文工团慰军的经验，成立武装部队文工团，为官兵提供文娱活动。
这个文工团后来也成为本地演艺人才的摇篮，歌手李迪文和电影制作人梁志强都曾在服役期间于此磨练才华。
因训练场地不足，吴庆瑞积极开拓海外训练空间，训练范围涵盖文莱、泰国和澳大利亚等地。
为解决士官短缺问题，陈振忠于1975年建议设立“武装部队少年学校”，招收14至16岁辍学少年，提供两年的住宿、军事和技术培训，为部队培养士官和技术人员。
有趣的是，无论是早年的“福建排”还是少年学校，最终都随着吴庆瑞于1978年转任教育部长后大力推动中学教育普及，而逐渐完成历史使命，少年学校也于1984年走入历史。
从1967年一支连英语指令都听不懂的新兵队伍，到1982年陈振忠退役时，新加坡武装部队已能展开师级跨兵种海外演习，蜕变为一支拥有三个师级部队的现代化常规陆军。
接收英国“废铁”雷达 主帅守“钱包”守得紧
在建立空军与防空系统时，曾担任财政部长的吴庆瑞将“精打细算”发挥到极致，也留下不少令人莞尔的轶事。
感冒流鼻涕时，他甚至会把一张纸巾撕成几小片分次使用。这种务实与节俭，同样贯穿于他的建军哲学。
1967年，英军宣布撤离时，提出将一批设在武吉甘柏的先进防空雷达免费留给新加坡，并提供操作培训和设备备件。
这份“大礼”却让吴庆瑞陷入两难。这批雷达技术复杂且稍显老旧，维护门槛极高；协助建军的以色列顾问也坚决反对接收，认为当务之急是发展陆军，不应让有限资源过早分散到防空事务上。
吴庆瑞于是找来技术部主任周木坤上校（后成为通讯与电子总长）征询意见。周木坤只说了一句：“不收没损失，收了搞不定，大不了当废铁拆了，卖给双溪路（俗称结霜桥）旧货商。”
这番话，惹得吴庆瑞大笑，当即拍板接受。结果，我国技术人员在英国皇家空军的培训下，成功让雷达运转了五年，五年后也真的将它们当废铁出售。
1978年，武装部队探讨为陆军添购移动防空导弹系统。吴庆瑞却顾虑这类系统过于昂贵、难以负担，并认为保护陆军最好的防空系统，就是天然伪装和“树木遮蔽”，因为这不用花钱。
为了说服这位对经费极其敏感的主帅，下属们绞尽脑汁。陈振忠提议：将装甲部队即将淘汰的V-200轮式装甲车，改装为导弹发射平台，既满足机动防空需求，也实现废物利用，照顾了吴庆瑞的“钱包”。
装备问题解决后，必须解决由陆军还是空军来指挥防空部队的问题。陆军希望将部队纳入麾下，但考虑到防空作战必须全面掌握友军战机动态，以避免误击，陈振忠在总参谋长朱维良支持下力排众议，裁定由空军统一负责保护陆军资产的防空指挥。
1982年引进世界顶尖预警机
在提升空军预警能力方面，吴庆瑞则展现出另一种战略眼光。早在1977年，他便提议购买空中预警机，却因区域敏感性而搁置。
1982年福克兰战争爆发后，已转任教育部长的吴庆瑞，仍经常与国防科学总长雷普权教授边打网球边讨论军情。他指出，英国皇家海军正是因为没有预警机，才让阿根廷战机突破防空网；他们若非运气好（军舰遭炸弹击中却未爆炸），早就吃下败仗了。
面对价格高昂的E-2C鹰眼预警机，这位前财政部长算了一笔更宏观的账，说：“预警机再贵，也比损失一座炼油厂便宜！”在他的支持下，军方于1982年重启采购申请并获批准。
这项决定彻底改变了我国过度依赖地对空导弹的防空思维，转而建立以预警机和战机拦截为核心的防空体系。
从1967年接收免费的“废铁”雷达，到1982年成功引进世界顶尖的预警机，我国空军与防空体系在短短15年间，完成跨越式发展。
提升海军实力
推动三军联合
如果说陆军的建立是摸着石头过河，那么海军的成长，则是在危机中被迫加速成熟。
1975年西贡沦陷后，超过60艘难民船、近8500名越南难民涌入新加坡水域，国防部启动“雷暴行动”（Operation Thunderstorm）。当时初创的海军力不从心，不仅缺乏有效指挥系统，甚至无法与身处海上的海军司令取得联系。
吴庆瑞闻讯后大为震怒，直斥国防部与其说是军事指挥部，简直更像个“疯人院”，随后亲自接过指挥权坐镇。
他派熟悉海军事务的时任海军总部人力处处长黄根成充当“传令兵”（行动主管），每天出海传达指示，协调为难民船补给燃料和食物。得知部分船只由全副武装的前南越军人控制后，他更下令武装部队突击队登船解除武装，确保平民安全。
指国防部长是否称职
须以战时标准来衡量
在这场危机中，他留下了一句名言：国防部长是否称职，必须以战时标准来衡量。
事后军方展开调查，由时任训练局局长陈振忠负责起草调查职权范围。正是在这次教训推动下，吴庆瑞加快了为年轻的海军寻找合适统帅的步伐。他亲自说服在台湾海军服役逾20年、曾任护卫舰舰长的新加坡人邱永安返国，出任首任海军司令。
有了统帅，吴庆瑞开始从战略和装备层面全面提升海军实力。在国防部高层会议上，当不少将领仍聚焦陆军时，他已着眼海空军发展，并提出海军交战规则等议题，推动三军联合思维，为日后联合参谋部成立奠定基础。
1977年，为了进一步提升海军投送能力，他指示陈振忠拟定军购方案。陈振忠大胆建议增购四艘重型登陆舰、远程火炮等装备，并获吴庆瑞在国防理事会上力挺。
随着三军逐步壮大，1982年，陈振忠（陆）、邱永安（海）和张荣清（空）推动军衔与制服统一，海空军改穿深蓝色长裤，并保留海军“Admiral”称衔，尊重海军传统。
从“雷暴行动”暴露出的指挥混乱，到逐步建立远洋运输与联合作战能力，新加坡海军也在建军岁月中完成了从无到有的蜕变。
傅丽云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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