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耀群、林大燕：耕地不到1% 新加坡为什么不缺粮？

卢耀群、林大燕：耕地不到1%　新加坡为什么不缺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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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7-12

2019年提出的“30·30愿景”，推行六年，本土产能始终未跨过一成门槛。政府没有硬撑，而是坦承目标定得过高，转而设定更务实的分品类指标。承认误判、及时纠偏、目标可变而方向感不变——这正是新加坡面向不确定未来的治理姿态。

　　当今世界，关税战重燃，出口禁令频出，地缘冲突不断，全球粮食供应链风声鹤唳。对一个九成以上食品依赖进口、耕地不足国土1%的城市国家而言，这本是致命弱点。然而，新加坡不仅没有陷入粮荒，反而长期位居全球粮食安全排名前列。根据《经济学人》 今年6月最新发布的韧性粮食系统指数（Resilient Food Systems Index，RFSI），新加坡在60个经济体中综合排名全球第9，其中健康膳食可负担性排名全球第6、食品可获得性排名全球第7。这种奇迹，新加坡是如何创造的？梳理新加坡60年粮食政策的演变轨迹，会发现其中的关键不在于新加坡找到某种一劳永逸的解方，而主要在于两点：政策足够灵活，以及政策始终面向未来。

　　第一，新加坡的粮食政策高度灵活。60年间历经五次大转型，每一次都是对外部冲击的迅速回应，而非按部就班的政策规划。1965年独立之初，面对马来西亚的断水威胁与印度尼西亚的对抗政策，政府全力发展本土农业，到1980年代鸡蛋、猪肉、家禽的高度自给；1984年，为给高附加值产业腾出土地，政府果断宣布放弃粮食自给自足，把餐桌交给全球市场；2008年全球粮食危机，大米价格翻倍、多国禁运，新加坡当年即成立跨部门委员会，2013年推出设定分品类自给目标的粮食安全路线图；2019年冠病疫情的抢购潮再度暴露供应链脆弱，本土生产随之强化；到2025年，眼看“30·30愿景”难以实现，又毫不恋栈地以“新加坡食品故事2.0”取而代之。

　　对小型开放经济体而言，关税与贸易壁垒是逃避不了的现实。新加坡的选择，是让自己调整得比环境变化更快。进口来源从20年前的约140个扩大到如今超过180个国家和地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泰国大米出口骤降三成，新加坡因拥有17个大米来源国，米价仅波动7%。就在2025年一年，新加坡食品局又新批准了立陶宛的鸡蛋、希腊的家禽、巴拉圭的猪肉等多个新来源。灵活在这里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种被写进制度的能力：来源多一个，筹码就多一个；环境一变，采购版图随之重画。

　　第二，新加坡的粮食政策始终面向未来，从来不只是为了解决今天的吃饭问题，而是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而设计的：如果有一天

　　贸易中断、禁运与气候灾变同时袭来，怎么办？答案早在1968年就埋下伏笔。当年李光耀政府悄然实施大米储备计划，规定进口商必须在指定仓库储备缓冲库存。这一制度穿越半个多世纪的历次政策调整，至今仍在运转，如今进口商须储备相当于每月进口量两倍的大米。本土农业同样是为未来而留：它的定位不是替代进口，而是供应中断时“撑得起来”的战略缓冲，所以资源集中投向最有把握的品类——鸡蛋自给率已超过三成，豆芽超过五成，而大米这类土地密集型作物则干脆交给进口和储备。2025年10月，新加坡与新西兰签署全球首个具法律约束力的《基本物资贸易协定》，双方承诺危机期间互不限制粮食等关键物资出口，随后又与越南、泰国、柬埔寨签署大米合作备忘录。这些安排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看似多余，实则是为未来风暴预付的保费——把危机时刻的规则，在大家还冷静的时候先写进条约。

　　更可贵的是，政策本身保留了随时修正的空间。2019年提出的“30·30愿景”，目标是2030年本土生产满足国人三成营养需求；推行六年，本土产能始终未跨过一成门槛。政府没有硬撑，而是坦承农业食品部门规模小、土地有限、运营成本高，目标定得过高，转而设定更务实的分品类指标：到2035年，本土纤维食品占消费量的比率从8%提升至20%，蛋白质从26%提升至30%。承认误判、及时纠偏、目标可变而方向感不变——这正是新加坡面向不确定未来的治理姿态。

　　粮食安全从来不是“自给还是进口”的单选题，而是一套在有限资源下，精心设计的制度体系。新加坡用60年证明：一个农地不足国土1%的弹丸小国，凭借灵活的政策与长远的眼光，可以为自己赢得远超地理边界的安全空间。在这个关税躲不掉、风险算不准的时代，这份灵活与远见，或许比任何一项具体政策都更值得深思。

作者卢耀群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

治理与永续发展研究所（CGS）所长

福祉与EESG联盟（WEGA）执行主任

林大燕是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

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CGS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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