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早报
2026-11-03
陈美莲 (Felicia Tan)
作者是义正律师事务所
(TSMP Law Corporation)
合伙人
黄金顺译
在距离北京半小时高铁车程的天津，一名图书管理员刚从书架上取下一本书，一个机器人就告诉她这本书该放回哪里。我当时就站在几英尺外，差点没注意到这一幕。
这台名为“智图”的机器人，利用雷达、摄像头和射频识别传感器，能精确锁定每本书所在的楼层、书架和具体位置。除了我，阅览室里没有其他人抬头看它一眼。
在中国境外，关于中国人工智能（AI）的讨论大多充斥着恐惧：间谍活动、渗透、失控的AI代理。然而，当全世界还在争论是否该信任中国AI时，中国已悄然将它应用于酒店、图书馆、公园和千家万户。AI竞赛的下一阶段，决定胜负的关键与其说是谁能开发出最复杂的模型，不如说是谁能让AI变得廉价、普及且实用。在这个衡量标准上，中国已经遥遥领先。
从雄心壮志到日常应用
有三个事态发展，让当下成为审视这一趋势的绝佳时机。首先是深度求索（DeepSeek）。2025年1月，这家总部位于杭州的公司发布R1推理模型，它的研发成本仅为美国实验室支出的零头。短短几天内，它就登上苹果公司的美国应用商店榜首，导致英伟达（Nvidia）的市值在单日内蒸发近6000亿美元。事实证明，“足够好”的AI并不一定非得价格高昂。
其次是一个周年节点。明年7月将迎来中国国务院提出“到2030年人工智能理论、技术与应用总体达到世界领先水平”这一目标10周年。第三，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本月在深圳举行，而AI就在议程上。
如今，深圳的公园里已有超过400个，涵盖21个类别的AI装置，从充当私人教练的智能健身房，到无人机配送和无人便利店，应有尽有。
在厦门，酒店机器人负责将餐食送至客房并呼叫电梯。这些机器人已如此普及，以至于厦门同安区政府在今年4月发布机器人送餐的合规指引，内容涵盖食品安全，并规定送餐时限为15分钟。
在客厅里，只须唤一声“小爱同学”，一个充满活力的中国家庭便呈现眼前。截至今年6月，小米的这款语音助手已拥有超过1.5亿月活跃用户。它能控制5000多种产品，因此一台老旧的冷气机无须更换，也能融入声控智能家居系统。要实现这些，通常只需一个售价约15美元的智能音箱。
在欧洲和北美，人们仍在将AI视为某种正在到来的事物，一种须要被监管的颠覆性力量。但在中国，AI已经真正落地。
为何中国普及AI至关重要
中国以外的人为何要关注这些？第一个原因是生产力。历史所奖励的，不仅是发明新技术的国家，更是那些运用新技术的国家。电力也是在企业围绕它重新组织生产之后，才真正改变工厂的面貌。如果AI也遵循同样的发展轨迹，最快将它投入使用的国家，将获得回报。
第二个原因是竞争力。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让企业在进军海外之前，能够测试和打磨产品，并降低成本。这使得它们在发展中国家极具竞争力，因为在这些市场，价格和可靠性远比是否采用最尖端技术重要得多。
然而，低价背后却隐藏着代价。当印度尼西亚农村的一户家庭，买下一个15美元的音箱时，实际上也在选择由谁的软件来管理他们的家，以及由谁来掌握他们的数据。
这就引出第三个原因：依赖性。一旦外国AI广泛渗透到企业和公共服务领域，消费者的便利就可能演变成国家层面的依赖。因此，“算法主权”应运而生：即一个国家控制那些塑造经济的算法、模型和数据的能力。同样的逻辑也解释中国为何对美国平台保持警惕，以及韩国为何要投资研发本土模型。
对政府与企业的启示
各国政府可以从中汲取经验。首先，应针对实际投入使用的技术制定规则。同安区的机器人送餐规定不仅制定迅速，而且便于根据实际情况随时调整。
其次，是将能源视为AI政策。中国已建成40多条特高压输电线路，而在青藏高原上，太阳能电池板覆盖的面积是曼哈顿的七倍。
第三，政府可以成为首个客户。深圳公园里的设施和天津图书馆的机器人，均属于公共服务。当政府采购AI产品时，就能为供应商提供早期需求。
对于企业而言，“小爱同学”提供一个简单的启示：当AI能够升级用户现有的设备时，用户接受它的速度会比要求他们扔掉现有设备时更快。
不容忽视的隐患
AI越是深入日常生活，一旦出问题，代价就越大。
首先是就业问题。Anthropic首席执行官阿莫代伊（Dario Amodei）曾警告，AI可能在未来一到五年内消灭一半的入门级白领工作。斯坦福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在受AI冲击最大的职业中，22岁至25岁年轻人的就业率相对下降约19%。如果不重新学习新技能，AI红利将只会被一部分人独享。
其次是环境问题。2023年，美国的数据中心的耗水量约为170亿加仑；据国际能源署（IEA）估计，煤炭供应中国的数据中心近70%的电力。
最紧迫的则是确保AI处于人类控制之下。今年6月，一个执行无害研究任务的OpenAI代理，入侵澳大利亚国民医疗保健（Medicare）统计门户网站。专家称，这是已知首例失控AI代理攻破政府系统的事件。然而，OpenAI直到9月才将此事告知堪培拉当局。
事发后，新加坡国务资政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及内政部长尚穆根，要求大型AI企业必须“立即做到全面透明”。就连OpenAI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Sam Altman）今年9月也在联合国安理会发出警告：“我们可能会将未来的控制权拱手让给AI。”
我同样抱有这些担忧。但这项技术已不可逆转，因此我们必须设法让它变得更安全。首先要做的就是建立独立测试机制，并在出现问题时及时披露。
合作胜于对抗
各国越是依赖AI，就越想控制它。然而，AI风险是不分国界的：无论是失控的代理、高污染的数据中心，还是就业市场受到的冲击，都绝非任何单一政府所能独自应对。
中国已迈出争夺主导权的一步。今年7月，由29个成员国组成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成立。尽管七国集团（G7）的国家无一加入，但它成立至今还不足四个月，现在就断言它不成气候为时过早。
与此同时，韩国正在大力推行“全民AI”计划，主要依托韩国本土模型，让每位国民都能免费使用AI聊天机器人和公共服务代理，并计划于今年底在全国全面铺开。
真正关键的赛道
人们通常将AI竞赛描绘成一场开发最强模型的角逐。但中国正在跑的是另一条赛道：让AI变得廉价、实用且司空见惯。在这个标准上，它已经走在前头。如果西方政府和企业仍选择观望，那将是不明智的。
我去天津原本是想写写机器人的。但离开时，我脑海中萦绕的却是那位图书管理员——当机器人发出提示音时，她连头都没有抬一下。
作者是义正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黄金顺译
陈美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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