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循财总理
联合早报
2026-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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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仅仅是薪金的问题，它最终关乎新加坡能否继续拥有引领国家前进、在未来岁月里更好地服务国人所需的高素质政治领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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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职位薪金是一个棘手且容易引发情绪的课题。这是笔数目高于大多数国民的收入。因此，我能理解为何国人会密切关注，以及为何许多人对此反应强烈。对部长而言，这当然也不是一个容易谈论的话题。
但我们实行的是开放的制度，并坚信部长薪金应当透明。我们不能仅仅因为在政治上棘手就回避这个问题。这不仅仅是薪金的问题，它最终关乎新加坡能否继续拥有引领国家前进、在未来岁月里更好地服务国人所需的高素质政治领导层。
我们的情况
在2012年的上一次辩论中，人民行动党与工人党之间取得相当大的共识。工人党提出与我们不同的计算公式，但最终得出的薪金水平大体在同一区间。更重要的是，国会双方都在以下基本原则上达成一致：政治薪金应当透明，没有隐藏的津贴与特权；薪金必须具备足够的竞争力，使我们能够招募到所需素质的人才，同时必须包含实质性的折扣，以体现公共服务的精神。
此后，政府在调整该框架下的薪金时，一再保持克制。2017年，独立检讨委员会建议上调薪金，但政府决定不予执行。原定于2023年的进一步检讨也被推迟。因此，政务官的基准薪金已有15年未曾变动。
在同一时期，其他领域的薪金都在上涨。私人企业薪金提高，公务员薪金已经调整，司法人员薪金也已更新。
因此，部长薪金已被进一步抛在后头。与私人企业相比，这一差距就更为明显。即使在公共服务体系内，一些资深常任秘书的收入也高于部长。这并非因为框架变了，而是历届政府在不同节点都决定暂缓调整。
在每个节点，暂缓都有充分的理由。实际上，国务资政李显龙曾希望在卸任总理前解决这个问题。他告诉我，他不愿将这个棘手的难题留给继任者。但当时的情况不允许他做出调整。因此，这个责任现在落到我的肩上。
在政治上，维持现状对我来说容易得多，但这并非正确做法。我们不能在原则上肯定一个框架，却在实践中无限期地无视它。否则，久而久之，框架就会失去意义。克制不能变成忽视。这就是我决定现在必须采取行动的原因。
为何政治领导力至关重要
我们的出发点是：良好的政府有赖于优秀的领导人。
机构的效率取决于领导它们的人。系统和流程固然重要，但它们不会自动运转。尤其在最高层，领导的素质起着决定性作用。
许多企业深谙此道，这也是为何董事会在接班人计划上投入大量时间。他们知道，高层人员决定了决策的质量、团队的实力，并最终决定整个组织能取得怎样的成就。
有人或许会说，部长的情况不一样。毕竟新加坡已拥有一流的公务员队伍，能干的公务员肯定能维持系统运转。
我在公共服务体系待了多年，对我们的公务员深感自豪。他们分析问题、制定方案，并为部长提供最专业的建议。一旦做出决定，他们也会努力落实到位。
但有些决定是公务员无法也不应作出的。例如，如果重组某个行业会导致岗位流失，我们重组的步伐该多快？加强社会安全网的成本，应如何在个人、社区和政府之间分担？今天我们该征收多少税，又该为子孙后代留多少？
这些不仅仅是技术问题。它们涉及有关优先事项、利益和价值观的抉择。
因此，一支强大的公务员队伍无法替代有效的政治领导。部长必须为部门设定方向、决定优先事项并作出战略决策。如果这些决策错了，即便是最优秀的公务员也难以取得好成果。他们或许执行得很好，但却是在错误的道路上前行。
久而久之，政治领导的素质也会影响公务员队伍本身的素质。能干的官员希望为他们尊敬且能从中学习的领导效力。他们希望部长能洞悉问题、提出正确的疑问、作出明智的判断，并为决策承担责任。如果部长屡屡表现不佳，优秀的官员就会感到沮丧，许多人会选择离开。留下来的人可能也不愿再贡献最佳的点子，或承担最艰巨的任务。因此，认为我们可以让能力平平的部长，领导一流的公务员队伍，而一切还能照常运转的想法，纯属幻想。
我们在寻找具备什么特质的部长？首先是品格，这是一票否决的因素。如果一个人没有诚信、价值观和奉献精神，无论他多有能力，都不应成为部长。但单靠品格是不够的。部长还需要能力——须要有做好这份工作的判断力、能力和领导力。这就凸显薪金的作用。薪金并不能决定谁有能力，但它确实会影响是否有足够多有能力的人愿意挺身而出，承担起这份责任。
部长这份工作本身要求极高。有人可能认为很简单，毕竟部长只要顺应民意就行了。确实，总会有政治上讨巧的选择。我们可以推迟艰难的改革，可以承诺更多福利而不说明谁来买单，可以避开那些会惹恼特定群体的决定。
短期来看，采取这些避重就轻的做法或许更容易，但后果最终会反噬我们。
而且，我们在许多国家都看到这种情况。政府领导人往往知道该怎么做，但政治代价是立竿见影的，而好处可能要等几年后才会显现。因此，艰难的决定一拖再拖，有时是屡屡推迟。最终，公民要付出高得多的代价。
比起大多数国家，新加坡更没有这样执政的余地。我们国家很小，几乎没有天然优势。我们承受不起让重大问题恶化多年后，才采取行动的后果。
以我在国庆群众大会上宣布的重塑家庭政策为例。
公务员可以检讨每项计划并提出改善建议。但是，是英兰妮和工作组的其他政务官，将父母的育儿历程作为一个整体来考量，并协助塑造总体配套——决定哪些援助能发挥最大作用、成本应如何在父母、雇主和政府之间分担，以及各项措施如何相互配合。
我们现在能做到这一点，全靠过去多年来作出的各项决策。
历届政府在开支上一直谨小慎微，在管理国家资源上纪律严明。这意味着我们要作出艰难的决定——包括在预知开支需求将增加时，上调消费税。正因为我们及早行动，今天才有足够的财政空间，以可持续的方式为家庭提供更强有力的支持。
这说明了部长的职责所在。这并非仅仅为了做当下一时受欢迎的事，而是要判断什么决策能让新加坡在明天处于更强大的地位。这须要对问题有深刻的掌握，对优先事项有清晰的认知，并愿意作出艰难的决定。
我并非暗示部长总能作出完美的决定。部长确实会犯错。有些人在某些领域会比其他人强。当我们出现短板时，我们必须学习、改进并承担责任。
但总体而言，我相信我们拥有一支强大的团队，就像新加坡历代传承下来的一样。我们的部长能够精通所负责的领域，作出准确判断，独当一面，并赢得国人的信心和信任。必要时，他们也能在国际舞台上出色地代表新加坡。
能做到这一切的人才并不好找。他们必须有为国奉献的品格，必须有承担责任的能力，而且还必须有足够多这样的人愿意挺身而出。
我们的新加坡制度
这一挑战并非新加坡独有。
不同的国家试图以不同方式应对这种张力。由于政治薪金极其敏感，许多体制将官方名义薪金维持在低水平，但却在职务周围附加其他实质性的福利和特权。在其他一些地方，政治人物或许可以通过外部利益来补充收入。又或者更常见的是，丰厚的经济回报可能在他们离职后才会到来。因此，表面的名义薪金看起来可能很微薄，但整体情况却复杂得多。
然而，即便有了这些安排，许多国家仍难以吸引到所需的人才。大多数国家的人口比我们多得多，人才库也庞大得多，但它们依然难以组建强大且稳定的政府。
新加坡一直是个例外。在政府效率、廉洁度及公共机构素质方面，我们始终位居世界前列。我在世界各地遇到过许多研究政府和公共政策的人士。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指出，新加坡不仅是高效政府的典范，更是值得他国借鉴的榜样。我们维持这些标准已经太久，以至于新加坡人可能开始觉得这理所当然。但这在其他地方绝非常态，在我国也不能保证必然如此。
这是我们在过去几十年里，对政治体制应当如何设计及运作，作出深思熟虑选择的结果。其中一个选择，就是公开透明地处理政治薪金问题。
我们认识到，能力出众的人才在政界之外也有很多选择。因此，我们付给政务官具竞争力的薪金，但同时也打了一个大幅度的折扣，以体现政治服务的本质。全额薪金是透明的。没有任何隐藏的薪金部分或公布框架之外的额外津贴。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裸薪”。
相应地，新加坡人理所当然地对政治领袖抱有极高的期望：具备高尚的诚信与行为操守；具备能力；为我们作出的决定负责；并最终通过选票向选民交代。
同样的广泛考量也适用于国会议员。
我们选择不把议员津贴当作象征性的车马费。这是一笔数目不小的津贴，因为议员在国会和选区都肩负着重大责任。提供适当的津贴，使得行动党和工人党都能招募和派出强大的候选人。我们在国会中也能看到成果：我们的议员拥有广泛的背景和经验，为辩论带来不同的视角。我们或许会在国事辩论中产生强烈分歧，但辩论质量很高，新加坡也因此变得更好。
所以，若我们希望政治体制保持有效，就不能让它的基本服务条件偏离现实越来越远。这不仅适用于国会议员的津贴，对政务官的薪金而言，更是如此。
因为政治更新不是一次性工程，我们必须在一次又一次的选举中，不断引进不同背景、能干的新加坡人。
建立下一代领导团队
这一直是行动党治国方略核心中的重要理念：我们不仅要为今天建设，也要为下一代铺路。这或许是李光耀先生留下的最伟大政治遗产。他没有仅仅围绕自己建立一个成功的政府。他煞费苦心地留下一个在他离去后，依然能让新加坡继续顺畅运转的体系，而其中的核心便是领导层的更新——不断引进优秀人才，并为下一代接班作好准备。
然而，随着时间演进，将具备丰富私人企业经验的人才引入内阁，变得愈发困难。这并不是因为我们不够努力。我与李资政共事多年——自2004年起，先是作为公务员，后来进入内阁。我亲眼目睹他投入多少时间和精力去物色人才、说服他们从政，并组建下一代团队。这也是2011年他找我时，我同意从政的原因之一。
现在，作为总理，这是我的责任——不仅要领导本届内阁，更要为新加坡组建下一支团队，即接替我们的团队。
我接任总理时51岁，与李资政就任总理时的年纪相仿。从外界看，这次交接可能显得一帆风顺。但经历过这一切的我们都知道，这条路绝非坦途。
事实上，李资政曾希望更早交棒。但出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转折。王瑞杰中风。随后冠病疫情暴发。瑞杰后来决定退位让贤。团队不得不重新集结，再次梳理接班事宜。
那段经历教会我重要的一课。领导层交接无法像时钟一样按部就班地规划。人和情况都会改变。意外事件总会发生。因此，我们须要整支团队具备深厚的实力，而且我们须要及早开始更新换代。
正因如此，在我接手时，我非常清楚更新任务迫在眉睫。在我接棒时，我是内阁中最年轻的成员之一。大多数人都比我年长，几位经验最丰富的部长也年事已高。但我们却没有足够多的年轻部长，准备好接手这些职务，尽管李资政一直不遗余力地更新团队。2012年削减政治薪金，加上随后15年未对基准作调整，让这项任务变得更艰难。
在上届大选前，我找了几位我认为具备政治领导气质与潜质的资深常任秘书交谈。凭借他们的经验，他们有可能更快地接管主要部门。最终，没有人准备迈出这一步。但我成功引进一些极具潜质且有更长跑道的年轻官员，如萧振祥、梁振伟和刘洁敏。
即便如此，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除了李资政，我团队中最资深的三位成员是颜金勇、尚穆根和维文。他们分别掌管着核心部门——贸工部、内政部和外交部。到下一届政府任期时，这三位都将年过七十。我们不能计划让他们到那时继续执掌这些部门。为了团队的利益，也为了我国体制的稳固，我们需要下一代来接班。
要为这个层级的部长找到完全现成的接班人，是非常困难的。资深人士的学习曲线较短。但这些职位所需的判断力、经验、政治威望和人脉网络仍需要时间去积累。因此，我们须要及早引进优秀人才，循序渐进地赋予他们更重的责任，为接班作好准备。我们现在正是这么做的。但我们还须要建立人才储备的深度，因为并不是每个引进的人，都能最终胜任这些重担。
我在寻找财政部的接班人时，也面临同样问题。我很幸运曾作为公务员，在那里工作多年，所以对相关业务很熟悉。这让我在瑞杰卸任时，顺利地接过棒子。目前，我还可以继续兼任总理和财政部长。但理想的情况是，我应让其他人来接管财政部。
因此，环顾财政部、贸工部、内政部和外交部，接班的挑战十分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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