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早报
2026-11-17
林天保
作者是退休经理
近期,孟加拉籍工作准证持有者里彭·乔杜里(Ripon Chowdhury)引发一场网络争议。他先是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要求在新加坡推行统一的2000元最低月薪制;随后在人力部作出不更新他的工作准证的决定后,网络上又出现要求人力部重新考虑更新其准证的请愿活动。这起事件暴露本地治理中亟须填补的监管漏洞。
虽然现行《公共秩序法令》与《防止外来干预(对应措施)法令》能有效规制线下的实体集会、外资和外国人向本地政治实体和个人提供政治赞助,以及隐蔽的政治影响力渗透,但数码时代的到来,让外籍工作准证持有者得以在网络空间,发起涉及本地的公共政策倡议并展开施压策略。
为消除法律模糊地带,遏制此类脱轨行为,并保护国家政策免受网络煽动冲击,新加坡必须出台具体法案,明确禁止外籍工作准证持有者参与网络政治倡议与公共政策宣传。
新加坡对外籍劳工的包容建立在双向责任的基础之上:一方面,客工在《雇用外籍人力法令》下享有严格的法定保障、住宿监管及按时计酬;另一方面,国家保留制定国内政策和工作准证条件的绝对主权。
这起事件反映几个深层隐患。
将特权混淆为权利:外籍人士获得工作准证是国家酌情赋予的经济特权,而非政治平台。绕过企业内部渠道发布社媒诉求、组织网络请愿并要求人力部给出公开交代,无异于让客工变相成为政治煽动者。
曲解工会成员身份:要求全国职工总会或其设立的外籍劳工中心“挺身而出”推翻人力部的行政决定,源于对体制的根本误解。工会会员身份提供的是工作场所安全与薪资纠纷代诉服务,并不赋予外劳凌驾于国家准证审批规则之上的豁免权,更不能强迫工会去挑战国家主权。
破坏宏观经济调控:通过网络视频强推一刀切的薪资指令,忽略新加坡在劳资政三方机制(人力部、职总及新加坡全国雇主联合会)下,对各行业经济所作的精密调控。允许外劳借助社媒压力干预政策,亦会破坏得来不易的工业和谐。
雇主对外籍工作准证持有者负有直接管理责任,也是防止劳资纠纷蔓延至公共领域的第一道防线,必须做好三个方面的协调。
明确工作场所与社媒界限:雇主(如大型海事与建筑企业)必须就被禁止的政策倡议与合理的工作反馈之间,如何划清法定界限提供直接建议。这能确保企业将标准的公司社媒守则与工作准证条件深度融合。
强化企业内部人力资源解决渠道:法案必须与企业内部的运营反馈机制相配合。吸纳雇联等组织参与,可确保法律要求企业建立内部人事渠道,让工人能合法表达诉求,从而消除公之于社媒的借口。
低调妥善处理行政离职:雇主需要明确的法规,以便在工作准证被拒或不获更新时,进行私下、有条理的离职与上诉辅导,防止行政事务在公开请愿平台上演变成舆论事件。
职总必须深度参与三方草案制定
鉴于工运组织在维护工业和谐方面的关键作用,职总必须参与整个立法咨询过程。
厘清权益保护与政治倡议:作为劳资政三方机制的核心伙伴,职总必须协助划定法定界限,明确区分受保护的工作场所权益(如通过人力部和外劳中心举报安全隐患、欠薪或虐待)与被禁止的政策倡议(如倡导宏观薪资改革或针对人力部发起公开请愿)。
部署基层引导与辅导:工厂车间、造船厂分会及企业工会的干事,最适合直接向外籍工会会员提供辅导。职总的参与能确保法律赋予工会代表在早期遏制煽动行为的权力,并教育外籍会员:工会保护绝不能凌驾于国家移民法律之上。
内部消化建设性反馈:职总的参与能确保从外劳收集到的切实生活费建议,被吸纳到全国工资理事会或渐进式薪金模式行业审查等正式的三方机制中,而不是演变为网络煽动。
新加坡欢迎外籍劳动力协助建设、谋生并为国家发展作出贡献。然而,外劳在新加坡的目的是工作,而非引发纷争、提出政治诉求,或煽动针对政府的不满情绪。
出台一部禁止外籍人员从事网络政治倡议的法律,将填补现行法律漏洞,确保不再有模糊空间。通过直接邀请雇联与职总参与立法咨询与草案制定,能够强化企业内部问责机制,巩固劳资政三方共识,并确保国家治理大权始终牢牢掌握在新加坡人手中。
林天保
作者是退休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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